從《佩奇法》出臺至今，美國排華歷史已長達一個半世紀。1875年，美國第一個限制性聯邦移民法案《佩奇法》出臺，使美國華人女性在立法層面上受到歧視與針對。1882年，美國《排華法案》將排華主義推向高潮，此后《安吉立法案》《吉爾利法案》等針對美國華人的法案層出不窮，甚至相關排華法條一度被寫入加利福尼亞州憲法之中。1943年，《排華法案》雖被廢除，但直到半個多世紀后的2011、2012年，在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等眾多華裔社團的推動下，美國參眾兩院才分別通過道歉法案，就此美國正式以立法形式向歷史上的排華行為道歉，美國華人在爭取人權平等的斗爭中才看到勝利的曙光。美國政府稱，該道歉案不僅僅是為了糾正針對華人的歧視與欺凌，更是向其堅韌不拔、奮發向上的不屈精神致敬。然而，2017年，美國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系遇冷；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社會媒體對中國的污名化，美國反華暴力事件激增，新一輪的制度性“排華”種族主義在美國卷土重來，導致華人群體在美國社會的平權運動中再度面臨諸多艱難和阻礙。即使在2023年，美國總統拜登在《排華法案》廢除80周年之際發表聲明，細數華人群體對美國做出的卓越貢獻，但并未扭轉美國社會長久以來所謂“黃禍”“永遠的外國人”或“模范少數族裔”等華裔刻板印象，甚至同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在教育和房產方面又通過多項歧視華人法案，被加州華裔國會眾議員劉云平稱為“《排華法案》2.0版”。

排華政策與法律的制定并非只是某個歷史時期的時代悲哀，相關研究試圖通過剖析排華政策及其相關法律跨越世紀的跌宕起伏，探討背后的深層原因。國內學者如曹前、袁鵬和林艷、張慶松等對排華政策的背景淵源進行了深入探究。楊生茂、黃智虎等從中美國際關系角度對排華政策或法律文件的外交意義和政治選擇進行了剖析。近年來，《排華法案》的法律意義亦受到關注，其立法過程和政治話語在顧國平、楊博、曹雨及鄒奕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解讀。國外學者在相關研究中運用了豐富的美國華人歷史資料，將排華政策置于美國移民法律與種族問題研究的框架之下，勾勒出美國少數族裔公民權利缺失的不公現實。

此外，美國排華的深層原因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文學領域得到解答。近年來，有學者從華裔文學視角對排華政策與法律進行了研究，包括通過分析某位作家的作品而獲得啟發，或與性別、空間等視角相結合，對某個歷史階段的華裔作品和華人群體的生存狀況進行深入探究。事實上，不論是19世紀50年代初的第一代美國華裔作家，或是20世紀7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甚至是最近的千禧一代華裔作家，都對美國排華歷史進行了書寫，反映出不同時代華人群體的身份焦慮與認同困惑，體現出排華政策對數代美國華人造成的心靈傷痛。正如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思想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所言：“文學是社會的象征性行為”，“一切事物都是社會的和歷史的，一切事物‘說到底’都是政治的”。對美國華裔作家的排華歷史書寫進行政治闡釋，不僅可以解答到底是什么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使排華陰云直到今天依舊揮之不去，更可以探究排華政策是怎樣在歷史和隱喻層面共同構建美國移民社會的歷史母題。

社會學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曾在種族與民族學研究中指出，“正是邊界（boundary）定義了民族群體”。家園邊界劃定出族群的地理范圍，社會邊界決定了族群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生存邊界不僅是族群內部身份識別的符號，對外更是文化差異結構化的標識。鑒于此，本文將從家園、社會、生存的三重邊界出發，通過分析不同代際美國華裔作家的代表作，探討排華政策是如何在三重邊界上立體塑造了美國華人群體的認同困境、邊緣困境和精神困境，進而揭示華裔文學在反抗不公與追求正義中的獨特價值，從文學層面進一步反思排華歷史。

一、家園邊界與認同困境

在傳統離散文學研究中，家園（home）往往被視為回歸和抵達的終點，如《喜福會》中提到的“遺留在中國的隱痛”和“對（在舊金山的）新生活有所憧憬”，“中國”和“舊金山”分別是家園的兩個終點，由此兩點一線劃定出離散文學的區域范圍。然而，家園應是多維的，其本質上是物性家園和人性家園的集合體，正如人文地理學研究者布倫特（Alison Blunt）所言，“家園是一個‘地方’，是居住和生活之地；家園也是一種觀念和想象，蘊含人類情感。”由此可見，在物質和情感的相互作用下，家園的概念并非只是地理意義上的起止點，而是至少包括三層內涵：一是居住與生活地點，如家園社區（community）的環境，家國故鄉（homeland）景觀等；二是觀念與想象，如家庭觀念（family）、家庭生活方式（family life或domestic life）；三是代際離散歷史中的家園歷史和記憶，是身份認同的重要參照點。一系列的排華政策與法律劃出美國華人群體的家園邊界，“規定”并加深了對華人群體的刻板印象。下文將通過史料和文學文本結合的方式，從家園的三層含義出發，探討排華政策書寫對華人群體家園邊界的刻畫與反思。

（一）居住空間的種族邊界

在居住空間層面上，排華政策通過種族空間分割的方式，對華人群體進行刻板界定，唐人街就是最好的例子。以北美最大的唐人街——舊金山唐人街為例，伴隨著淘金熱引發的移民潮，舊金山唐人街初步形成于19世紀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已經發展成具有一定規模的華人街區。馬克·吐溫的《苦行記》記錄了這一時期的“華人區”（Chinese quarter）景象：“（華人）被趕進‘華人區’——他們并不反對，因為他們喜歡聚居在一起。他們的住宅是木質的，一般只有一層高，沿著街道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幾乎連馬車都通不過。華人區和該城市的其他部分稍微隔開一點。”從上描述可以看出，在排華話語盛行的社會環境下，早期華人移民的生活范圍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了“華人區”之內，與城市其他區域有所隔閡。在《排華法案》的影響下，這種家園邊界在1885年被正式確立：舊金山市監事會正式確定了唐人街的范圍，包括12個街區，南邊以加利福尼亞街為界，東至干尼街，北至百老匯，西至士德頓街。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后，在唐人街大商人的帶動下，“唐人街被轉化為美國白人想象中的、理想化的唐人街建筑”，從此變成蘊含中華文化、特色分明的街區。正如黃玉雪所言：“舊金山的唐人街充滿了令人難以忘懷的回憶，因為它被大洋彼岸土地的氛圍、習俗和禮儀所包裹。”

從唐人街這片“西方城市環境之中的東方人社區”的景觀變化來看，雖然唐人街在傳承家鄉文化、實現互幫互助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從客觀社會環境來看，唐人街及其邊界的建構本質上是權力地形學的產物，唐人街景觀在美國的“合法化”是種族隔離、文化隔閡和刻板印象共同作用下的空間馴化結果。

（二）邊緣異化的家園觀念

在觀念與想象層面，排華政策破壞了華人群體的傳統家庭觀，并將華人傳統家庭文化排斥在美國主流文化之外。在文學作品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伍慧明的《骨》（Bone）和《望巖》（Steer Toward Rock）。基于作者的真實家庭背景，兩部小說都將美國華人歷史上的“紙生仔”現象通過文學方式帶到大眾眼前，展現出《排華法案》對不同代際華人帶來的集體創傷、倫理難題和身份認同困境。尤其是《望巖》，不僅塑造了杰克這一“紙生仔”角色，更是以1956—1965年麥卡錫主義期間美國政府實施的針對華人的“坦白計劃”為歷史背景，以此控訴“‘坦白計劃’對一個家庭所造成的毀滅性后果”。所謂“毀滅性后果”，一方面是指小說中的杰克因失去美國身份而無根可依，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坦白計劃”和“紙生仔”現象，揭露出華人傳統家庭文化在美國被排斥、被邊緣化的歷史現實。“坦白計劃”是麥卡錫主義泛濫的直接惡果之一，這一歧視性計劃的根源是美國社會長期排華歷史。

早在19世紀，受《佩奇法》影響，美國華人就難以在新大陸建立正常家庭，更遑論實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開枝散葉”“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理想。同時，華人也不符合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理念。歷史學家納揚·沙阿（Nayan Shah）曾對華人家庭道德污名化的歷史淵源進行闡述：“19世紀的政治家和社會評論家把唐人街描繪成一個不道德的單身漢社會，那里的男人放蕩不羈，經常出入鴉片窩點、賭場和妓院，少數可見的中國婦女被認為是妓女。”甚至在美華人的家庭生活，不論是男性的聚居公寓，或是由女性主導的小家庭，都與美國中產階級的雙親家庭理想截然不同，反華政客將此視為中國人對美國社會造成的道德威脅。因此，麥卡錫主義期間的“坦白計劃”表面看來是為了整治“紙生仔”的非法移民現象，但是在社會文化層面，長久以來華人傳統家庭文化在美國社會的邊緣異化歷史早已為“坦白計劃”埋下了思想伏筆。

（三）家園記憶中的身份困境

在華人歷史和集體記憶層面，排華政策構建了針對華人群體的“永遠的外國人”歷史話語，對華人群體造成了家國情懷無處安放的認同困境。伍慧明的父親于2015年離世，她在2023年的新作《孤兒散仔：回憶錄》（Orphan Bachelors：A Memoir）中寫道：“離世之時，我們的父親成為了美國人。但我仍能聽到、感受到他的宣言：‘排華法案和坦白計劃，美國重重關上的兩扇門’。”簡單而沉重的話語表達了其父親臨終前難以釋懷的遺憾，勾勒出一個家庭甚至幾代華人因排華政策而被扭曲的生命軌跡。即使《排華法案》已廢除80余年，“坦白計劃”也早已終止，伍慧明父親的美國身份亦得到法律層面的承認，甚至美國政府已通過排華法案道歉案，但不僅其父親難以釋懷，伍慧明本人也因為這兩扇“重重關上的門”而無法放下歷史的重擔，以至于對當下的美國移民法案依然冷眼觀望，“如今，新移民來到這個國家，面對的是一系列無休止的破壞家庭的法律。這些法律的形式令人眼花繚亂：I-129、I-130、I-551、G-325AA······就在撰寫本文的同時，這些表格的名稱和條款也在不斷變化，有的已經過時，有的又在不斷創新。”

伍慧明等華裔作家對排華政策的書寫，展現了對美國對包括華人在內的少數族裔長期歧視、排斥的痛心控訴。不斷更迭的歧視性移民法案“無休止地破壞家庭”，使華人群體成為被劃在美國家園邊界之外的“永遠的外國人”。

二、社會邊界與邊緣困境

排華政策所造成的家園邊界可以看作坐標系上的橫軸，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切割出中美家園文化傳統的鴻溝，從而將華人形象平面化、華人文化刻板化、華人家庭邊緣化。而在縱向維度上，排華政策延伸而出的社會邊界，制造出“苦力”“鴉片鬼”、陳查理、傅滿洲以及“模范少數族裔”等一系列華裔刻板形象，構建了針對華人群體的社會邊緣困境，開啟了美國華人百年來向上流動的艱難苦旅。

（一）從文學到史學：于社會邊緣處反思美國神話

從美國華裔作家湯亭亭（Maxing Hong Kingston）于1980年發表的《中國佬》（China Men）B，到2019年亞太美國圖書館協會文學獎（Asian/Pacific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Literature Award）獲獎作品、張少書（Gordon H.Chang）的歷史著作《金山幽靈：建造橫穿美洲大陸鐵路的華工史詩》（Ghosts of Gold Mountain）C出版，早期在美鐵路華工的人生悲劇在文學書寫和歷史披露中逐漸為人所熟知。在前者中，“作者（湯亭亭）以法為文，控訴對美國開發有巨大貢獻的鐵路華工被白人抹煞、消音、驅趕、閹割、迫害、屠殺的史實，讓逝去的先僑特別是鐵路華工‘阿公’們發聲，指出了華人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理由。”而在后者中，張少書以海量歷史記錄與真實數據展現出鐵路華工的社會尷尬窘境，“一家舊金山報紙稱這一功績是‘鐵路鋪設史上工程規模之最，以前鐵路工人從未完成或構思過如此工程’，鐵路史專家稱鐵路華工‘取得了鐵路建設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成就’。然而，當時和后來的慶祝活動中只出現了八名愛爾蘭搬運工的名字，華工的名字卻無一出現過。”

《排華法案》通過“社會和社會群體的關系網絡、經濟活動······和自己所處的地理和社會空間”所組成的社會邊界，將華人群體與白人群體相隔離。盡管《排華法案》所造成的社會邊界一直以來被所謂的特定歷史時期種族主義情緒所掩蓋，被長期刻意營造出來的華人刻板印象所誤導，但其實質是美國資產階級上下游的楚河漢界，是美國資本家對移民“美國夢”的故意打壓。最初赴美華人是在對美國夢的憧憬中遠走他鄉，“中國移民期待的是在夏威夷的甘蔗種植園土地上，通過辛勤勞動以實現個人自由和經濟機會，但當他們到達移民地后，種植園主只提供了低廉的工薪、長期的工作和惡劣的生活條件，讓移民們除了成為無名的勞動力外再無其他出路。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勞動者從行業中獲取的利潤微乎其微，他們的貢獻幾乎被遺忘。”張少書在《沉默的鋼釘》中文版發行時表示：“我痛心卻又清楚地知道，利蘭·斯坦福通過對華工的利用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此言精準地揭露出鐵路華工遭受的不公待遇以及美國資產階級對華工的剝削本質。《排華法案》明文規定了美國華人的社會邊緣地位和非法公民身份，進一步助長了美國的反華氣焰，在社會氛圍和主流話語中合理化了美國資產階級的剝削意志。可見，社會邊界不僅剝奪了華人在美國向上流動和發展的機會，更是暴露出“美國夢”的虛偽面目。

不論虛構與否，美國華裔作家的“金山敘事”本質上正是對《排華法案》的歷史控訴與苦澀回望。橫跨美國大陸的太平洋鐵路往往被視為美國人樂觀團結的精神，它被比喻為一條金穗，不僅開啟了美國農業帝國時代，更是牢牢地將美國人真正“聯合”（united）在一起，由此不僅在物質上，更是在精神上成為美國國家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太平洋鐵路為美國的進步奠定了工業基石，但不公的社會分層卻遏制了華人群體向上發展的可能性。華人在美國神話中的失語成為了令人漠視的歷史問題，這既是對美國華人歷史的不公對待，也造成了美國種族歷史的嚴重缺失，這種雙重影響對數代美國華人群體造成了深深的傷害。

（二）從史學到文學：在重構美國神話中反思種族邊界

2020年，青年華裔女作家張辰極（C Pam Zhang）的處女作《多少山頭本是金》（How much of these Hill Is Gold，下文簡稱《金》）出版。作者在題詞中寫道：“這片土地不是你（你們）的”，再次呈現出兩個世紀前無名華工的心酸。這部小說講述了兩個華人孤兒為父親尋找葬身之地的苦難歷程，創造性地刻畫描繪出19世紀50—60年代美國淘金潮和太平洋鐵路修建的歷史背景下華人移民的生存狀況，同時結合虛構的移民想象為早期華工歷史增添了神話般的敘事。該作品獲得當代英語小說界的最高獎項布克獎（The Man Booker Prize）提名，且在美國深受好評。《紐約時報》稱這部作品“為美國西部神話帶來了新面孔”，“（作家）拆解了美國西部的神話，或者說，通過添加那些經常被遺忘的面孔和故事來重構美國西部神話”，“在她的筆下，與我們所熟知的不同，美國西部不再只是白人、男性為主的角色的創造品。”

事實上，這部小說不僅彌補了美國種族歷史敘事的缺憾，更是反映出全球化時代青年華裔作家對早期美國華人歷史的關注與反思，印證了《排華法案》所造成的社會邊界在21世紀的今天回聲猶在。與湯亭亭不同，作者張辰極并不是華工后代，而是在美國西部的列克星敦度過了童年時光，在這里“西部的第一批白人定居者被告知，他們的命運就是擁有這片土地。今天舊金山的科技創業者被告知，他們可以自力更生，到處都是機會的光芒，人人平等。書面歷史是勝利者的神話”。然而，美國西部神話中空缺的華人故事卻成為了當代華裔青年作家難以釋懷的族裔往事，這段往事中歷史現實和虛構想象并存。在訪談中，張辰極表示小說題詞“這片土地不是你（你們）的”具有雙重含義：一是針對小說的角色，預告了兩個孤兒及其父母所遭受的排斥和孤獨，仿佛在警告角色“美國并非是故鄉”；二是對讀者的“小小警告”，預先提醒讀者“這個故事不是你們熟悉的領域，不全是歷史現實”。

具體而言，在歷史現實層面，小說展現出排華政策打壓了幾代華人群體的美國夢，這對于當代華人青年群體來說影響也十分巨大。淘金熱在小說中是美國夢的象征，是“一夜暴富的承諾”，小說中孤兒的父親“多年來追求黃金，還有關于無人認領的土地和未開發礦脈的傳言”，卻為了一個虛幻的美國夢失去了真正的家庭和生命。對此，作者也在訪談中回顧了淘金熱的歷史，“對于那些來到這里并放棄了很多追求的移民來說，他們發現這里的競爭環境實際上并不公平”，盡管美國號稱自由、民主、平等，但是在政治口號的背后卻是不斷奴役弱勢群體的暴力歷史。正如小說中父親的死亡，華人群體作為社會邊緣不僅沒有發言權，還會為了虛幻的夢想失去容身之所，甚至難尋下葬之處。美國夢的虛偽在小說中昭然若揭，反映出當代華人青年因長期難以消弭的社會邊界而對美國夢的成功神話有所醒悟。

同時，文學強大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為黑暗的歷史現實增添了神話的色彩，正如布克獎的入圍推薦詞寫道：“在這段美國歷史上，誰的故事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從廣義上講，它探討了一個不斷擴張的國家中的種族問題，以及移民的歸屬問題。但每一頁講述的都是將家庭聯系在一起和將家庭分割開來的記憶，以及對家的渴望。”小說中穿插了“不可翻譯”的漢語表述和極具異域風格的中國家族儀式（如在亡者眼睛上放置銀幣），這些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學符號將主人公的家族聯系在一起，但又將他們推向美國社會的邊緣地帶。社會邊界造成了家庭分割的悲劇，但社會邊界并不能遏制百年來華人對家的渴望，更不能磨滅其對社會認可的訴求。小說《金》使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西部神話在想象中接觸融合，在美國西部神話中填補了獨特的華人家園話語，不僅改寫了長久以來美國西部“勝利者的書面神話”，而且通過華人歷史和精神傳承對本不該存在的社會邊界形成了有力抵抗。

三、生存邊界與精神困境

隨著《排華法案》的廢除，家園邊界和社會邊界在法律層面逐漸淡去，但在華裔文學作品中，這兩重邊界所造成的生存邊界與精神困境卻從未消失，至今依然如此。《排華法案》的歷史母題如同帶有磁力的原點，吸引著不同代際的華裔作家試圖通過想象和追憶還原受壓迫的歷史現場，從而為當下的排華偏見及其造成的孤獨痛苦尋找原由，呼吁反思華人生命不被尊重、他者形象難以消除的根源弊端。例如在《金》中，主人公之一露西目睹了母親吃泥充饑的震驚事實，“歷史”一詞瞬間出現在她的腦海，她想起“一個醉漢朝他們的馬車吐口水······叫嚷著那塊土地，它的所有權，法律規定誰屬于它，什么應該被埋葬······這就是歷史。”當生命的基本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生活的尊嚴便更無從談起。對于美國華人來說，生存的極限邊界即便只存在于某個歷史時期，卻已然造成了持續性的精神困境。

事實上，排華政策中所描述的華人形象和針對華裔的不公條文已悄然在今日重新抬頭，這也對當今的華人群體造成了實質性的生存威脅，在美國借新冠肺炎疫情污名化中國之后尤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當反華惡性事件甚囂塵上之時，越來越多的美國華裔作家，尤其是千禧一代的華裔青年作家，在世界文壇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正如英國作家詹姆斯·伍德曾說，作家描繪的是“持續退卻的世界，是事物、對象和感覺邁向無意義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里，作家的任務就是要把探險從這種緩慢的退卻中拯救出來；把意義、色彩與生命力重新還給大多數平凡的事物”。這正是新一代的美國華裔文學的突出特點，年輕的聲音正在以鮮活多樣的生命體驗訴說當代華人群體的精神困境，通過跨時空的歷史回顧、全球化時代的華裔生活書寫、文學主題體裁的創新突破，吸引大眾在排華不公加劇的今天再度審視《排華法案》對人權的漠視和傷害，由此抗爭美國系統性種族主義針對華裔群體所設置的頑固生存邊界。

首先，千禧一代的華裔作家愈發善于將歷史的真實碎片融入現實生活的思考之中，從而在跨越時空的對話中對歷史展開批判性回顧。如亞歷山德拉·張（Alexandra Chang）于2020年發表的小說《分心的日子》（Days of Distraction）正是如此。該小說從年輕華人女性的視角重新聚焦身份的核心問題：在一個漠視或不理解你的社會中生存意味著什么。在全球化、跨種族的新時代，小說主人公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的一家科技出版物擔任撰稿人，面臨了無法漲薪的困境，同時為了陪伴愛爾蘭裔男友求學，她決定隨之搬遷至紐約伊薩卡。在這趟通往未知的旅程中，主人公開啟了對身份歸屬、種族主義政治、家庭歷史與文化的反思之旅，正如小說中寫道：“過去為現在和未來提供了答案”。小說多次援引1876年湯森德（L.T.Townsend）所撰寫的《中國人的問題》（The Chinese Problem）、《亞裔美國人百科全書》等史料原文，這些史料與21世紀的華人相關現實事件產生奇妙的偶然交疊，比如小說將美國歷史上對華人“投機”印象的負面描述與“鄧文迪離婚事件”并置，展現出歷史性的偏見話語對當代社會種族歧視思想的形塑作用，導致排華文化在美國社會日常生活中無孔不入，從而批判了《排華法案》等美國法律對華人生命與生活的不公與歧視。

其次，由于語言壁壘的消除和移民流動性的增強，新一代作家愈發善于立足全球視野，書寫比較華人生活現狀的多元層次，將排華政策的方方面面融入生活細節之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現居美國的加拿大華人作家王熙傑（Jack Wang）的出道作品《我們孤單二人》（We Two Alone：Stories）。該作品是一部短篇小說集，共包含七篇小說，作者用戲劇化的筆觸書寫了分散在五個大洲的七個華人家庭，描繪了全球各地華人移民的多樣性經歷，時間跨度長達一個世紀。從晚清上海租界的排華規定（如花園僅供租界使用）和租界居民對中國百姓的行為侮辱（一名婦女用法語咒罵人力車夫，然后用一副長手套扇他耳光），到紐約百老匯對華人角色的固定偏見，可以看到不論是窮人、弱勢白丁，或是中產階級的醫生、教師和演員，面對多變的地緣政治和現實危機，華人群體在艱難求生的同時，亦需直面理想的破碎和不安的歸屬。比如在該小說集的核心作品、同名短篇小說《我們孤單二人》中，華裔主人公倫納德是萬千懷揣演員之夢的紐約客之一，但只能一次次出演“雜貨商或黑幫”等“需要加重口音”的龍套角色，甚至對于出演“瘦弱、半個日本人、半個白人”的怪胎角色也需要“俯身遷就”，這無疑是在重復百年前《排華法案》中“中國勞工進入美國會危及美國境內某些地方的良好秩序”的歧視性事實。由此可見，雖然《排華法案》已經廢除80多年，但并沒有阻止美國主流媒體按照“傳統”延續華裔負面形象，實際上這反而愈發加大了華人群體在美國社會的生存邊界。

第三，新一代華裔作家更是突破了老一輩華裔作家的家庭敘事傳統，在新主題、新體裁的文學開拓中重新審視排華政策延續下來的排華偏見。例如，小提琴家兼作家黃玲玲在恐怖小說《自然之美》（Natural Beauty）中將種族、性別、身體、資本等與驚悚元素交織，描述了一個音樂天才女孩因校園霸凌而深感自己無權在一個“不屬于她自己”的文化領域擁有出色表現，因此轉而投身美容行業，卻不知公司的美容產品竟是由人體制成的離奇故事。小說諷刺了美國社會在中國女性與食人文化或“異域龍女”形象之間建立的荒謬可笑的聯系，如此描述看起來是對排華政策中華人“野蠻形象”的延伸，實質上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對華人女性的歧視與剝削。拂去奇幻或恐怖的文學表象，依然可以看到千禧一代文學新體裁之中的精神核心，即排華政策所奠定的歷史原點是難以擺脫的，對華人生活本質和生命力量的認識需要從現實出發，而非在污名化的歷史中繼續蔓延。

四、結語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家、作家鮑德溫（James Baldwin）對美國種族歧視的分析對于華裔排華政策書寫極具啟發意義。他將美國的種族主義根源比作“習俗保險箱”（strongbox of custom），認為美國的黑人問題需要考慮其背景，所謂“背景”就是“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習俗、道德假設和長期焦點；簡而言之，就是總體的社會肌理”。通過數代華裔作家的排華政策書寫可以看到，以排華政策為原點，家園邊界、社會邊界和生存邊界已深深融入美國的社會肌理，構建了華人身份認同、社會邊緣和精神困境的立體坐標系。針對華人的“習俗保險箱”已然成型，將其顛覆打破勢必成為數代華人的正義訴求。

美國社會批評家、文學家歐文·豪（Irving Howe）在其開創性著作《政治與小說》（Politics and the Novel）中深刻探討了文學作為社會變革工具的重要性，并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實之一，就是政治問題似乎經常以非政治性的形式出現。美國的政治不是作為強大的思想體系，也不是作為激烈交鋒的政黨來面對我們，而是經常以宗教、文化和性別問題的名義出現。”文學作為最重要的藝術形式之一，不僅是歷史的注腳，也具有揭示人類境況和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力量，美國華裔文學尤為如此。正如華裔作家徐華（Hsu Hua）在其作品《保持真誠》（Stay True：A Memoir）扉頁對愛德華·H·卡爾（Edward H.Carr）經曲之作《歷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的引用：“只有未來才會為解釋過去提供那把鑰匙，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談論歷史的終極客觀性。過去照亮未來，未來照亮過去，這既是歷史的理由，也是歷史的解釋。”數代華裔作家對排華政策的文學書寫，一方面記載了華人爭取權益的漫長歷史，另一方面也為世界打開了一扇理解華人、改變排華歷史的重要窗口，更是有望成為抵抗美國排華政治話語的頑強力量。

摘自：石雨晨：《跨越世紀的傷痛與抗爭——美國華裔作品中排華政策的文學表達》，《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