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后，面對外來侵略和挑戰，“團結一致，共御外侮”成為我國社會力量努力的方向。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應運而生，并逐漸成為各民族共同的身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隨之覺醒，成為各族民眾的集體意識。抗日戰爭的爆發，將中華民族置于空前的民族存亡危機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進一步激發，各族人民開始更加自覺地認同和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進一步滋養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這一意識的引領下，各民族攜手并進，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走向繁榮富強的輝煌篇章。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過程進行了回溯。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展開深入闡述，推動新時代民族工作向縱深推進。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正式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當前，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面臨著諸多來自國內外的重大考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論斷，正是對于新時代新方位所存在的形勢任務與風險挑戰的主動回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是祖國境內各民族實現團結穩定與繁榮發展的現實需求，更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

近代以來，在中華民族追求與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海外華僑始終在場并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一群體與國內各民族攜手并進、同舟共濟，共同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和鞏固。然而，歷史劇變的宏大敘事遮蔽了海外華僑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共生邏輯。即使在學術領域，近年來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的相關理論和實證探索，也并未充分涉及關于海外華僑的議題。因此，將海外華僑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的“內部圈層”，高度重視并探究海外華僑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內生關系，是相關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不僅要有放眼于國家或地域等空間單元的宏觀考量，也要有聚焦于個體和生活實踐的微觀分析。個體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義旨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承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小單元。通過個體層面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何在普通民眾中形成、發展和體現，從而為宏觀層面的社會現象提供微觀基礎。有鑒于此，本文擬以著名愛國僑領馬鑄材為研究對象，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五個認同”，從“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偉大祖國、中國共產黨”四個維度，對愛國僑領馬鑄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深入研究。

一、馬鑄材與中華民族認同

馬鑄材的家鄉中甸縣地處云南省西北部，隸屬于迪慶藏族自治州。迪慶州位于滇、川、藏三省（區），東與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麗江地區寧蒗彝族自治縣接壤，西與西藏自治區的左貢、察隅縣及怒江州的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毗鄰，南接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蘭坪、福貢等縣，北與西戴自治區的芒康縣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德榮、鄉城縣交錯接壤。受地理環境、軍事戰爭、經濟貿易等因素影響，除藏族外，迪慶還居住著漢、回、苗、怒、傈僳、納西、普米等民族。在悠久的歷史歲月中，各民族命運與共，共同推動了迪慶的社會發展與文化繁榮。當地諸多廣為流傳的民間故事，都生動反映了各民族源遠流長的友好情誼和美好的團結愿望。如彝族故事《居木烏烏》講述了漢族、彝族、藏族是居木烏烏和天女所生的同胞；納西族史詩《創世紀》中也記錄了藏族、納西族、白族是上古崇仁恩麗和蔡很保命的孿生三兄弟；藏族傳說《薩當汗·松諾羅丹》把麗江土府木氏稱為薩當汗，即“麗江王”，并賜予“松諾羅丹”法名，意為“福祚永盛”，生動展示了藏族和納西族的友好關系。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會場域下，馬鑄材的家庭也具有強烈的多民族色彩。中甸，藏名建塘，明代以納西語稱其地為“主地”，意為“酋長之地”，漢語循其音譯為“中甸”。獨克宗城是中甸的縣城，也是馬鑄材幼時的居住地，更是茶馬古道上的重鎮。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世達賴求互市于金沙江，云貴總督范承勛以“內地不便，請令在中甸立市，許之”。自此，獨克宗逐漸成為滇藏貿易的重要集市，開展以茶葉與馬匹為主的經濟貿易。清雍正初年縣境“改土歸流”后，外來人口不斷涌入，既有來自內地的駐軍官兵，也有從事販運鹽、茶、礦產品的馬幫，還有從事副食生產、皮革、五金、建筑等行業的手藝人。隨著采金業的發展，許多來自江西、陜西的各族民眾也慕名而來，其中就有馬鑄材的始祖馬世臣。他本是陜西涇陽的回族騾夫，長年以趕馬為生，后又轉而經營茶啡、鹽巴、布匹、皮毛、山貨、藥材等。滇西金沙江流域的礦產開發業興起后，馬世臣攜家人跟隨辦金礦的老板先后輾轉理塘、巴塘等地。到了中甸后，因馬世臣的孫子馬榮魁成為養騾的房東期霍家的上門女婿，馬世臣一家才決心在此落戶，馬鑄材就是馬榮魁的三子榮魁·英覺與藏族女子桑吉緬成婚后誕下的第二子。馬鑄材的民族身份是藏族，祖上是回族，在噶倫堡定居時又被當地人視為漢人，呼作“甲米澤仁”。馬鑄材從小接觸的語言文字、生活習俗等帶有強烈的多民族色彩。就連馬鑄材與藏族表妹青林卓瑪成婚之時，舉行的婚禮儀式都兼具漢藏兩種風格。也正因如此，馬鑄材對于中華民族的涵義理解得更為透徹。伴隨經貿、宗教、戰爭、遷徙、通婚等社會活動，不同族群間的血緣、文化與歷史記憶逐漸融合，各族之間雙向涵化、多方互化，以中華民族這一更大的共同體身份接續發展。

由于對中華民族具有高度理解與認同，馬鑄材在涉及民族分裂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立場鮮明，態度堅決。作為從事印藏貿易的商人，馬鑄材與西藏上層人士往來甚多，也有諸多至交好友。馬鑄材始終對西藏“獨立”、民族分裂持堅決反對態度。1951年1月，達賴喇嘛的僧官曲批土丹來到噶倫堡馬鑄材處，就西藏的未來走向與之深入交談。在馬鑄材的指點與勸說下，曲批土丹決心以民族大義為重，到新德里拜訪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官員，進而間接促成了西藏地方代表團抵京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的簽訂。西藏實現和平解放后，一些“藏獨”分子不甘失敗，仍在明里暗里進行民族分裂活動。1952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夏格巴·旺久頓丁竄入印度搞分裂活動并企圖拉攏馬鑄材加入。對此，馬鑄材強硬表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違背良心去做危害國家和民族的事我絕對不干”。夏格巴拉攏不成，憤然離去。1957年，康區叛亂分子成立了“四水六崗”分裂組織，企圖重彈“西藏獨立”的老調。叛亂頭目擦戎·達桑占堆是達賴喇嘛的親信，也曾從事過印藏貿易，與馬鑄材有舊交。他找到馬鑄材，希望獲得人力與經費上的支持。對此，馬鑄材表示希望擦戎能從民族利益出發，打消破壞民族團結的念頭。但擦戎不為所動，在背叛民族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在山南的一次戰役中被解放軍俘獲，之后病死于獄中。1959年，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分子和上層反動集團公然發動以拉薩為中心的全區性武裝叛亂。在解放軍的強大軍事力量下，一些分裂分子倉皇逃竄至噶倫堡。馬鑄材不忍民族團結遭到破壞，于是積極規勸藏族同胞回到祖國，并表示可以承擔路費。當幾個叛匪頭目試圖拉攏馬鑄材時，遭到了嚴詞拒絕。此前，四川稻城縣貢嘎林寺的貢嘎喇嘛與馬鑄材私交甚篤，每次途徑噶倫堡均會受到馬鑄材的熱情接待，但當貢嘎喇嘛隨叛軍逃至噶倫堡后，馬鑄材一改往日的熱情，將其拒之門外。

中華民族是華夏大地若干民族浸潤幾千年中華文明，在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人民共同體。作為一種高度的自覺意識，中華民族認同蘊含于人們對于共同體的歸屬意識與價值信念中，其最直觀的表征即個體能夠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的多元一體的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認同與共同體內部族際關系及族際互動程度存在顯著關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圍越是濃厚，中華民族認同也越發深刻。正因如此，自幼成長于多民族共融共生場域中的馬鑄材，對于中華民族懷有高度理解與認同。在中華民族認同的思想指引下，馬鑄材一生將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置于首位，堅決反對任何將單一民族認同凌駕于中華民族認同之上的行為，并致力于消解各民族對自己民族身份的偏執，努力促進民族團結。馬鑄材是當時廣大海外華僑群像的一個生動縮影與典型代表，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身實踐者。

二、馬鑄材與中華文化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西藏的教育發展嚴重落后。當時，除大大小小的寺院經堂教育、散布于各地的私塾學堂，以及部分規模很小、規格不高的官辦學校外，當地基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正規學校。在校生最多時也未超過1000人，且主要為僧侶農奴主階級的子弟，廣大民眾難以進入。因而，解放前夕，西藏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文盲率高達95%。值得慶幸的是，馬鑄材的家鄉中甸雖是藏族聚居區，但并非如西藏一般，只有寺院喇嘛和官家貴族的子女才有機會接受教育，而是“教化可施，文風可振”之地。“中甸義學，設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光緒九年（1883年）設棚開考。盡管馬鑄材因種種原因沒有完成學業，但其受到的正統國學教育與藏學教育在潛移默化中形塑了馬鑄材對于中華文化的了解與認同。

馬鑄材在噶倫堡定居40余年，常著一領華杉，講漢藏語言，堅守中華民族的文化習俗。在子女教育方面，馬鑄材會嚴格要求子女認真學習祖國的語言文字與歷史文化，以中華文化的仁、義、禮、智、信來規范言行舉止。為使遠離祖國的華僑子女也能夠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1941年，馬鑄材與愛國僑領張相誠、梁子質等集資創辦了噶倫堡中華學校，并被推選為該校名譽董事長。學校開設的課程與國內基本一致，主要學科為中文，同時也開設藏文與英文課程。語言是各民族進行人際溝通、情感傳遞、信息交流的主要符號，也是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因此，馬鑄材創辦中華學校后制定的校規第一條就是“在校不許用外國語言”。學校開學后，第一節課就是講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講中華文化中的愛國主義情懷。除在國外創辦中華學校外，馬鑄材還不忘國內，特別是家鄉的中華文化教育。他曾在家鄉全額投資建立良美小學；在麗江經商途中資助當地新建蒙泉學校；在拉薩資助創辦藏漢語學校，同時還在學校的校服定制、伙食供應等多個方面給予經濟上的幫助。1953年，年過六旬的馬鑄材致函中甸政府，表示要捐贈家鄉的所有房產用以支持政府興辦教育。

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是“主干”與“枝葉”的關系，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藏族文化作為我國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廣大藏族民眾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是一種以原始信仰和宗教哲學為指導，采各民族文化之所長，在雪域高原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質的文化。西藏大藏經是藏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分為《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分。這兩部經典是藏傳佛教的稀世珍寶，里面詳細記載了大乘佛教的典故，還囊括了公元8—12世紀期間印度的大量歷史資料。而這段時期的印度史料，已在12世紀以后其400年的動亂兵燹之中焚毀殆盡。因此，《甘珠爾》《丹珠爾》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也是研究印度古代歷史的重要資料。1930年前后，馬鑄材在康定經商期間，偶然聽聞當地一位破產土司欲將300年前德格印經院印制的108部《甘珠爾》出售抵債，他急忙趕過去以不菲的價格購得。之后，他又出資

將家鄉中甸縣中心鎮石山上清代寨卡的遺址改建成塔廟，并將該108部圣典供奉于其中。無獨有偶，1957年春天，一位西藏僧官因向馬鑄材借款后無力償還，決心將其珍藏的德格原版《甘珠爾》作為抵債之用。馬鑄材原想將全部經典從噶倫堡運往青海，捐贈至黃教始祖宗喀巴的靈塔所處——湟源縣塔爾寺供存。然而，印度阿格拉佛學院的人聞訊后竟然搶先趕來訂購，并拿走了甲、乙頭兩部去“研究”；美國加州某喇嘛寺也來橫插一腳，宣稱愿出十萬美元購買。馬鑄材深知這部經典對于中華文化的價值意義，斷然謝絕了印、美兩家的購買要求，并決定盡快送回祖國。在我國駐噶倫堡商務代理處的協助下，《甘珠爾》被專車運抵加爾各答，然后又被空運回祖國，捐獻給杭州靈隱寺供存。

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精神特質與價值觀念，蘊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與精神追求。中華文化的發展過程本質上就是各民族文化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中華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深蘊在全體中華兒女內心深處的認同。幼時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圍，為馬鑄材中華文化認同的形塑奠定了堅實基礎。即使后來遠赴噶倫堡，成為一名華僑，馬鑄材也依然熱忱于中華文化，并積極為中華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貢獻力量。正是以強烈的中華文化認同為支點，根植于馬鑄材內心深處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由“自在”向“自為”轉變，進而以一系列行為實踐得到呈現。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也正因為有諸多像馬鑄材一樣的愛國華僑為祖國的文化事業殫精竭慮，各民族文化方能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方式實現中華文化的“美美與共”，各民族文化的“涓涓細流”才得以匯聚成中華文化的“汪洋大海”。

三、馬鑄材與偉大祖國認同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從華北與華東兩個戰場向中國軍隊發動猛烈攻擊，一片片國土相繼淪陷。馬鑄材雖遠在國外，但內心時刻牽掛著祖國。作為一名商人，馬鑄材充分發揮自身所長，將布匹、藥品等重要物資源源不斷運輸至內地。1939年，國民政府的著名女官員劉曼卿帶“康藏民眾抗敵救難宣傳團”進藏，后與成員竺瑪取道緬甸進入印度。劉曼卿一行來到噶倫堡后，馬鑄材不僅熱情相迎，還專門組織當地各族華僑去聽抗日宣講。劉曼卿用漢、藏、英三種語言，慷慨激昂地講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犯下的滔天罪行，并號召在印同胞行動起來，支援抗戰。馬鑄材聞言表示：“我們雖僑居國外，卻與祖國血肉相連，抗日救亡，匹夫有責，我們絕不隔岸觀火。成了亡國奴，我們就會像印度那樣，叫別人騎在脖子上，過著寄人籬下的奴役生活”。抗戰期間，馬鑄材帶頭組織印度噶倫堡的漢藏僑民開展捐款運動，并按月將所得款項繳至中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由領事館轉送國內。此外，他還動員“恒盛公”“永昌祥”“元德和”“協樹和”等幾個愛國商家，共同集資25萬法幣購買一架美國戰機捐獻給國家。

為了削弱中國的抵抗力，迫使中國政府屈服，日本憑借其海空軍優勢，封鎖了中國沿海口岸，企圖截斷中國與國際的交往。在此背景下，經時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提議，滇緬公路修建計劃開始實施，并于1938年8月建成。滇緬鐵路東起昆明，西至緬甸境內的臘戌，全長1146.1公里，內可連川、黔、康、桂四省，外可通緬甸的曼德勒、仰光。滇緬公路被譽為“抗戰輸血管”、“二次世界大戰遠東交通大動脈”，在加強抗戰力量、推動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2年5月，日本占領緬甸，滇緬公路被封鎖切斷。一時間，軍需物資只能靠中國空軍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運輸。馬鑄材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組織大批馬幫，利用印、藏、滇萬里茶馬古道進行物資轉運，以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據其長子馬家夔回憶，抗戰期間，經營滇印年貿易額就在20萬~60萬印盧比。“鑄記”的名號甚至傳到了國民政府，軍政部軍需處處長李植夫專門找到馬鑄材，希望他能在印度籌集一大批軍用物資，經西藏運抵昆明、成都兩地。出于對偉大祖國的一片赤誠，馬鑄材當即表示答應，并著手安排訂貨。后因日寇投降，此事才作罷。

西藏位于高寒、干燥、缺氧的高原地區，各族民眾長期以牛羊肉、糌粑等為食，而茶葉具有溶解脂肪、幫助消化、補充維生素等功效，對身體大有裨益。西藏有諺語云：“寧可三日無肉，不可一天無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英國注意到這一細節，于殖民地印度積極引進中國茶樹，培育本土茶種，待茶葉成熟后便傾銷西藏，企圖占領西藏茶葉市場，增強與西藏的經濟聯系。清政府深知印茶藏銷背后的圖謀，故而多次強調要“以茶治邊”。光緒朝以來，清政府對于藏茶的生產與經銷得到強化，云南的藏茶銷量可占到西藏茶葉銷量的30%。然而，英國與印度的目光自始至終都未從西藏這一巨大的茶葉消費市場上移開過。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時任主席劉文輝為抵制印茶入藏，在康定成立了茶葉股份有限公司，并提出要與云南合作，建立專門制作緊茶的茶廠。馬鑄材在得知相關情況后，與民國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格桑澤仁進行商議，決定以蒙藏委員會的名義參與投資下關茶廠，并由格桑澤仁主導與中茶公司進行談判。雙方達成共識，同意各自出資15萬元，共同建立下關康藏茶廠，專門生產并面向康藏地區銷售藏茶。為了壯大茶廠的實力，馬鑄材又在家鄉邀請了中甸幾個土司頭人及藏商入股。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后，茶廠正式投入生產，對抵制印茶入侵發揮了積極作用。

馬鑄材的愛國情懷除以民族大義的形式彰顯外，還體現在對家鄉故土的無限熱愛方面。民國時期，國家政局動蕩，社會秩序崩潰，百姓飽受戰亂兵禍之患。馬鑄材的家鄉中甸也因豪強爭斗、土匪劫掠而民不聊生，鄉親們甚至將自己比作菜地里的韭菜，“長一茬割一茬”。回鄉看望家中老人的馬鑄材看到這一情景后，既為鄉親們的悲慘生活感到痛心，又為地方政府的不作為感到憤怒。經過一番考慮后，馬鑄材找到當地頭人，表示愿出錢買槍武裝鄉里。該計劃不僅得到時任縣長牛玉峯的準允，還獲得了時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的批示：“馬鑄材捐款購槍請于照準。購械保衛桑梓，殊堪嘉尚”。馬鑄材用兩萬大洋為家鄉購買了漢陽七九步槍十支、粵造七九槍十支，并配有子彈若干。從此，中甸除個別盜賊外，未發生大的匪患。為幫助家鄉發展經濟，馬鑄材還在中甸購置土地，改良傳統種植模式，同時引進美國烤煙、印度亞麻、荷蘭奶牛、陜西關中驢等，拓寬鄉民的收入渠道。1946年，中甸縣境金沙江沿線夏糧遭受嚴重蟲害，江邊境糧食歉收。因未能完成省政府公糧折征的命令，縣長董廣財求助于馬鑄材。馬鑄材當即表示答應，并一次性向政府捐贈了80萬元。此外，馬鑄材還對家鄉的橋梁與道路建設事業給予了大力支持，相關事跡或載入地方史籍，或見于功德碑，或在民間廣為流傳。1955年，馬鑄材致信云南省長郭影秋，建議在中甸、麗江發展亞麻業。省政府辦公廳在回函中寫道：“你為了改善云南邊區人民生活，建議發展工農業生產，表現愛護祖國關懷人民的熱情，希望今后繼續發揚優良傳統精神，團結僑胞，共同為祖國建設事業而努力。”馬鑄材晚年時期，還得到了陳毅元帥的認可，稱贊他為“愛國華僑的一面旗幟”。

國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命運共同體。沒有統一的國家，各民族也就失去了生存與發展的機會；沒有完整的疆域，各民族多元化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也就成了空談。因而，離開對于偉大祖國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就成為了無根之樹、無源之水。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體系下，偉大祖國認同的邏輯起點和價值旨歸就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雖然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具體內容，但維護祖國統一與社會穩定發展是其永恒的主題。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就是要各族民眾將維護祖國統一與社會穩定發展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覺將愛國視為自己應盡的義務與神圣職責。作為一名海外華僑，馬鑄材雖長期定居于噶倫堡，但始終心系國家，多次為維護祖國統一奔走努力。作為偉大祖國認同的人格化載體，馬鑄材以實際行動具象展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強大精神偉力，也彰顯了海外華僑與祖國命運與共、不可分離的民族精神和使命擔當。

四、馬鑄材與中國共產黨認同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世界宣布成立，標志著中國結束了百年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歷史，告別了“人民五億不團圓”的悲慘局面，開創了“萬方樂奏有于闐”的歷史新篇。清末出生并在民國時期成長起來的馬鑄材，曾親眼目睹了歷屆政府統治的黑暗和腐敗。因此，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時，他再也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逢人便說：“中國有希望了，華僑有希望了”。隨即，馬鑄材之子馬家夔便在噶倫堡中華學校董事會上提出，要以五星紅旗和毛主席頭像取代懸掛在校園里的國民政府旗幟與人物頭像。當時，學校里有部分人還對國民黨政權存在幻想，企圖以“我們是生意人，不要過問國家政治”，“學校是孩子學文化的地方，不要去招惹是非”等說辭阻止這一提議。馬鑄材聞言，義正言辭地表示：“五星紅旗是新中國國旗，臺灣只是中國的一個行省，我們擁護新中國，中華學校只能升五星紅旗”。于是，1950年10月1日，噶倫堡中華學校全體師生與眾多僑胞在《義勇軍進行曲》的雄壯歌聲中見證了五星紅旗的冉冉升起。當時正讀小學二年級的馬鑄材之孫馬壽康也參與了這次升旗儀式，據他回憶，爺爺早就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才是真正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對臺灣當局的多番拉攏，馬鑄材始終不為所動。正如馬壽康所言，馬鑄材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在很早之前便已形成。20世紀30年代，遠在印度經商的馬鑄材就聽人說起國內正興起“赤化風潮”的事情，回到家鄉時也聽人們講起紅軍以德報怨感化中甸惡霸的故事。馬鑄材還了解到，紅軍不僅軍紀嚴明，所及之處秋毫無犯，而且在經過藏族聚居區時還很尊重民眾的宗教信仰，保護喇嘛寺與僧侶的生命與財產安全，以至于老友松謀活佛在與紅軍交往后對賀龍將軍推崇備至。中國共產黨用實際行動收獲了藏族民眾的贊譽與支持，也贏得了馬鑄材的高度認同。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在黨中央為部隊進軍西藏下達修筑公路的命令后，馬鑄材毅然將個人利益拋諸腦后，部隊需要什么，他就運送什么。一些不方便打包馱運的物資，他就雇請人力幫忙背運。馬鑄材的義舉不僅受到了民眾的稱贊，還得到了西藏軍區后勤部的表彰。值得一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滇西北地委組織部長王以中到中甸縣城開展地下革命活動，經考察和教育，決定吸收趙寶鶴為中共預備黨員。當時，舉行入黨儀式需要找一處安全且可靠的地點，趙寶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既是自己鄰居也與自己共事多年的馬鑄材的家里。后來趙寶鶴成長為新中國第一位藏族公安局長，還曾于1957年迪慶藏族自治州成立時擔任副州長兼中甸縣縣長。1953年夏秋之交，馬鑄材接到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邀請，希望他回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周年的慶典，并擔任印度、巴基斯坦兩國華僑代表團的團長。這份通知讓他激動不已，是他在國外生活20多年來第一次獲得的榮譽。馬鑄材深知，只有共產黨才會如此關懷海外同胞。在與另一位僑領梁子質商議后，他們精心制作了一副敬獻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錦匾，上書“人民大救星”五個大字，并留影紀念。國慶前夕，印巴華僑代表團一行70多人乘專機抵達北京，馬鑄材感覺自己仿佛置身夢中。在他看來，北京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而他這樣一個“趕馬人”出身的人能來，在過去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他感慨地說，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才是真正屬于人民的國家。在京期間，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了印巴代表團成員，馬鑄材為獲得如此政治禮遇而大受感動。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還在寓所接見了馬鑄材，并贈送了自己所作的一幅虎圖，題款為“熱愛偉大祖國”“鑄材團長紀念”“何香凝畫”。代表團在國內先后參觀了北京、天津等城市，走訪了工廠、學校等地方。馬鑄材在參觀過程中，親眼目睹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斗志昂揚、積極進取的嶄新面貌。在重慶、成都觀光期間，馬鑄材主動聯系家鄉，表示愿意將自己在麗江的兩院樓房、家鄉的兩幢房產以及所有毛呢庫存全部捐獻，旨在支持國家的抗美援朝戰爭以及家鄉的教育事業。馬鑄材從中國返回噶倫堡的當天，就在經堂里掛起毛主席像，并將在杭州買到的一沓絲織的毛主席像分送給各族華僑。同時，馬鑄材還在華僑當中積極宣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內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1956年，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訪問印度期間，馬鑄材派長子馬家夔前往加爾各答晉見致敬。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請馬家夔轉達他們對馬鑄材的問候，并提醒作為印巴僑領的馬鑄材在當時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環境中要多加小心。馬鑄材聽到兒子的轉述，內心非常感動。然而，正如周總理所擔心的那樣，1959年，印度掀起了一股反華逆流，并與國際反共勢力相互呼應。不僅對地處中印邊境、華僑聚居的噶倫堡進行軍事管制，還制造了一起所謂的“毒害老喇嘛”命案，以此栽贓馬鑄材并致其入獄。馬鑄材深知其中的緣由，他表示：“即使丟了身家性命，也絕不向這些反動勢力低頭”。馬鑄材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祖國充滿信心，他相信祖國一定會設法營救他。如馬鑄材所想，得知這一消息后，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耿飆迅速采取行動，召見了印度駐華大使。我國駐印度大使館和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也多次與印度方面進行交涉，并親自探望了馬鑄材，從政治和經濟上給予積極的關懷與支持。在多方力量的努力下，噶倫堡地方法院不得不宣布馬鑄材無罪釋放。1962年，馬鑄材離開僑居40余年的印度重新回到祖國定居。他在努力學習黨和國家的政策法令和時事政治的同時，還先后擔任了云南省政協常委、省僑聯常委、中國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難華僑委員會委員等職，竭盡所能為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用實際行動彰顯了對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認同。

五、結語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歷史上形成的以中國各民族為統一的前途和命運共同體的自覺自知性意識，核心內容是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五個認同”作為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既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方向與主線，也是檢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成效的維度與標準。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馬鑄材以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彰顯出一位海外華僑強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華僑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愛國、愛鄉、愛自己的家人。這就是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精神、中國心。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建設跟我們有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國的華僑是分不開的。”海外華僑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力量。本文以愛國僑領馬鑄材的事跡作為彰顯華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個案，一方面旨在豐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體系，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基礎；另一方面以期喚起海外華僑團結協作、共同努力的歷史記憶，讓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不斷深入人心，不斷系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紐帶，進而凝聚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偉力。

摘自：張震、王小彬：《海外華僑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呈現——以愛國僑領馬鑄材為中心的考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