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20周年。回顧近半個世紀前，鄧小平全力推動領導改革開放，以面向華僑華人“請進來”“走出去”為突破口開啟對外開放大門，開創我國新時期僑務工作新局面，推動科技教育改革開放，對于當前全方位對外開放、發展科教事業，凝聚僑力、服務發展及助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請進來”與“走出去”決策的提出和實施

我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界標是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實際上，改革開放的醞釀起步早在三中全會前就已經開始。鄧小平提出面向華僑華人“請進來”“走出去”開啟對外開放大門即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1977年7月17日，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經歷“文化大革命”兩次跌落后再起復出。根據鄧小平本人意愿，中央安排他主管科技和教育兩個關鍵部門。他下決心不遺余力地把科技和教育工作抓上去。復出后，鄧小平曾對一位來華訪問的美籍華人科學家表示，只要“馬克思不召見”，他打算在科技領域干10年，期望5年小見成效，10年中見成效，15年大見成效。鄧小平還清醒地表示：“我知道科學、教育是難搞的，但是我自告奮勇來抓。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可見，鄧小平老而彌堅，充滿挑戰的勇氣，對于加強科學教育工作的決心強烈，目標明確。當時，鄧小平對黨中央結束“文化大革命”內亂、粉碎“四人幫”后的大好形勢及恢復發展振興科教事業充滿信心。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的講話中莊嚴地宣示：“一個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熱潮正在全國迅猛興起。在我們面前展現了光明燦爛的前景。”

鄧小平復出伊始，即積極醞釀啟動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大膽探索以面向華僑華人“請進來”“走出去”作為對外開放的路徑和捷徑。1977年7月下旬，為恢復發展被“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科教事業，鄧小平與科技部門負責人談話，兩次提出要走出去學習、請進來交流。7月23日，他與長沙工學院臨時委員會正副書記張文峰、高勇談話時提出，要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也可以派留學生去學，還可以請外國技術專家來教”。7月27日，鄧小平與方毅（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昌專門談科研工作，具體談了九個問題的要點，其中第六點是“國外專家要求回來的，可以接收”。兩次談話均包含了“請進來”和“走出去”的思想。

1977年8月，鄧小平又在不同場合繼續重申“請進來”“走出去”。8月1日，他同方毅及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談教育問題時表示：“要派留學生出去，請人來講學，把愿意回國的科學家請回來；楊振寧、李政道提的意見是正確的。他們是真正愛國的，想把祖國搞好。他們不可能回來，但可以請他們回來講學。”8月4日至8日，由鄧小平召集的為期5天的科學和教育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鄧小平連續5天出席會議并和與會者一起研討。會議共邀請了33位著名科學家和資深教育工作者參會。在第一天的會議上，鄧小平提出，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研究怎樣加快搞好科研發展科學問題，教育怎樣才能適應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要求、適應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要求。8日，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作了總結講話，講了六點意見，第五點為關于發展科學教育的后勤工作問題，其中指出：外交部反映，有一批華裔學者要求回國，我們要創造條件，蓋些房子，做好安置他們回國的準備工作。“接受華裔學者回國是我們發展科學技術的一項具體措施，派人出國留學也是一項具體措施。我們還要請外國著名學者來我國講學。”這就是鄧小平闡述的“請進來”“走出去”的兩個“具體措施”。這次科教座談會是鄧小平復出不久親自召集親自主持的研討發展科學教育的一次重要會議。8月17日，鄧小平先是同方毅、吳有訓（物理學家）、劉華清（時任中科院負責人）、張文裕（時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等談話說：“我們先派幾個人去丁肇中領導的實驗室學習。要用外國的條件，來培養我們的科研人員。以后，可以根據他們的接納能力，再多派人去。對派出去的人要選好。”隨后，他會見著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丁肇中和夫人，在會談中再次重申要派人出去學習，請人來講學。8月間，鄧小平不但反復重申“請進來”“走出去”，而且明確“請進來”“走出去”是面向華僑華人，主要是面向美國華人科學家，并將這項決策作為啟動我國科學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舉措。

鄧小平提出面向華僑華人“請進來”“走出去”的決策雷厲風行。1977年九十月以后，在進一步強調“請進來”“走出去”的同時，便啟動實施這一決策。9月18日，在鄧小平積極推動下，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成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決定》，任命方毅為主任。國家科委有八項職責，其中第七項為“組織爭取尚在國外的專家回國和安排他們的工作，聘請外籍科學家短期來華工作或講學”；第八項為“組織協調對外科學技術交流活動”。9月29日，鄧小平接見參加國慶活動的華僑華人、港澳臺同胞旅行團部分成員講話時兩次重申，“凡是愿意回來的，國內容納得下的，可以請回來。現成的我們急需的人才，不請回來怎么行呢？”10月8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和丈夫袁家騮并舉行會談。鄧小平指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方針是從教育和科學著手。但我們的差距很大，正在創造條件，從各方面著手。一是請在國外的一些科學家回來工作，再就是派人出去，有的是短期考察，有的是學幾年，把經驗帶回來。10月10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高能加速器專家鄧昌黎夫婦。在會談中提出在我國建立高能加速器問題，并派幾個人到鄧昌黎那里學習一年，時間不夠可以學一年半到兩年，他們回來馬上可以參加加速器的建設。10月15日，鄧小平會見加拿大麥吉爾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林達光夫婦，在談到學術交流時說：“我們已決定派十個人到丁肇中的研究所去學習。”1978年1月，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唐孝威率領的10名科學家抵達漢堡丁肇中的研究所。以上所述說明，進入1977年9月以后，鄧小平策動的面向華僑華人“請進來”“走出去”決策已經付諸實施，對外開放由醞釀轉入啟動階段。

1978年是鄧小平醞釀和啟動改革開放的關鍵一年。為推動對外開放，鄧小平繼續反復重申“請進來”“走出去”，并進一步付諸實施這一決策。1月中旬，鄧小平簽批同意教育部、國防工業辦公室、外交部《關于擬邀請美國周以蒼教授短期來華講學的請示》報告。3月初，簽批同意中科院、外交部等《關于邀請美籍物理教授李政道來華短期工作的請示》。5月至7月，美籍華人金屬和材料學專家周以蒼應上海交通大學邀請前來中國講學。如果說派人到丁肇中的實驗室學習是“走出去”的起步，那么邀請周以蒼來華講學及李政道來華短期工作則是“請進來”的開始。8月中旬，鄧小平審閱了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關于該校擬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建立長期合作交流關系，擬聘楊振寧博士為復旦大學名譽教授的報告和蔣南翔的批復，并批送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9月下旬，鄧小平批復同意教育部、外交部《關于楊振寧博士邀請谷超豪和忻元龍赴美從事科研、講學的報告》。翌年2月，谷超豪（數學家，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數學系主任）、忻元龍（時任復旦大學數學系講師）應邀赴美從事科研和講學。

上述鄧小平的一系列批示和舉措說明，其倡導的“請進來”“走出去”的對外開放和科技改革已經實際展開，體現其言必行、行必果、立竿見影的風格和效果。

與此同時，鄧小平提出“請進來”“走出去”不僅局限于個別人，主張邁開步子擴大規模。1978年6月23日他視察清華大學時，和陪同的教育部幾位負責同志談話說：“我贊成增大派遣留學生的數量，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請教育部研究一下，在這方面多花些錢是值得的。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學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學習，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當然，鄧小平這種想法在當時情況下還不成熟，而是在改革開放進一步展開后才有條件得以實施。

綜上所述，從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伊始，即醞釀倡導、組織實施“請進來”“走出去”的決策，并逐步明確面向華僑華人特別是美國華人科學家“請進來”“走出去”。從1977年7月到1978年12月的一年半的時間，鄧小平“請進來”并親自接見十幾位美籍華人科學家，其中有著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李政道、楊振寧，資深物理學家吳健雄、袁家騮婦夫，高能加速器專家鄧昌黎，數學家陳省身，數理邏輯學家王浩，生物學家牛滿江，金屬和材料學專家周以蒼，病毒學家李振翩，應用數學、流體力學和天體物理學家林家翹等。鄧小平懇請他們充分利用自身有限的條件，盡力幫助中國引進和發展先進科學技術、培養科技人才。當時，改革開放尚處在醞釀萌芽之中，而科教改革先行一步，說明鄧小平通過“請進來”“走出去”首先啟動打開對外開放之門，“請進來”“走出去”成為打開對外大門的“鑰匙”。

二、科技領域的“請進來”與“走出去”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開始。由于有此前一年半醞釀啟動的基礎，三中全會后“請進來”“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大，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科技領域成為改革開放先行者、排頭兵。

（一）鄧小平率先打開科技領域改革開放大門

鄧小平認為，認識落后，才能去改變落后；學習先進，才有可能趕超先進。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當然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努力，必須發展我們自己的創造，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但是，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的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鄧小平主張：“我們要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加強同世界各國科學界的友好往來和合作關系。”正是在鄧小平這種實事求是理念的主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即率先打開對西方國家尤其是對美國開放的大門。

1979年1月28日，應美國總統卡特邀請，鄧小平訪問美國。1月31日，鄧小平與卡特在華盛頓簽署了中美兩國政府間第一個正式合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簡稱《中美科技合作協定》）。該協定為期5年，其中規定中美將在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基礎上，在農業、能源、空間、衛生、環境、地學、機械等科技領域以及管理、教育和人員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并建立科學和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機制。同時，陪同鄧小平訪美的方毅副總理與美國能源部部長施萊辛格簽署了兩國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協議。這標志著中國對西方尤其是對美國開放的大門已經打開。

眾所周知，我國對外開放領域十分廣泛，內容非常豐富，諸如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內河口岸、開放沿海內陸城市等等，涵蓋了經貿、政治、社會、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實際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協定，而以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為主。當時，鄧小平積極倡導和大力推動“請進來”“走出去”的改革開放，也是側重科學技術和高等教育。與《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簽訂的同時，方毅與施萊辛格簽署的中美兩國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協議，則是一個高科技的專項協定。前者是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開放的首個標志性文件，后者是中美高科技方面合作首個專項協議，簽訂上述協定協議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鄧小平倡導的“請進來”“走出去”戰略決策的結果。中美高科技協議為中國高科技改革確定了發展高能物理的目標，為中美民間“請進來”“走出去”發展高科技提供了法律依據。

中國科技方面的改革開放，在經過了一段助跑后便開始了騰飛的階段。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是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具有標志性的文件。作為科技體制改革重要內容的撥款制度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打破了科技領域的“大鍋飯”，科研院所的基礎性研究采取科學基金制，其它部門采取經費包干制，鼓勵競爭，“放開一片”。

（二）“請進來”“走出去”加強民間科技開放交流

眾所周知，由于美國在高科技方面實行保護主義，兩國雖然簽訂了協定協議，但美國對高科技合作有諸多限制，對華放開的高科技很有限，而中美民間的科技合作包括高科技合作不斷擴大。

1980年1月14日，鄧小平會見并宴請參加廣州粒子物理理論研討會的李政道、楊振寧、陳匡武、潘國駒、陳耀華等40多位海外科學家。在會談中，鄧小平指出，為了不斷提高研究水平，一方面要抓緊研究工作，同時也要經常吸取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海外學者的先進經驗。我們可以派人出去學，也非常歡迎海外學者們來進行學術交流，你們什么時候來都歡迎。鄧小平明確表達了擴大開放科技交流合作的意愿。1983年6月，我國邀請美國、加拿大多個領域的20多位華人科學家來京參加科技政策研討會。鄧小平親自會見他們并進行座談，針對對外開放政策和人才培養等問題進行了研討交流。1984年10月2日，鄧小平會見參加國慶45周年活動的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吳健雄等60多位外籍華人科學家，對他們付出的學識和勞動表示感謝，衷心希望他們今后貢獻出更多的知識和勞動來幫助我們。鄧小平主導的科技領域上述一系列交流開放活動，表明隨著“請進來”“走出去”規模的擴大，科技方面改革開放步伐不斷加大，而且多為民間科技開放交流的形式，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先鋒和示范。

需要說明的是，鄧小平關于“請進來”“走出去”的對外開放決策，首先是面向西方發達國家開放，特別是向科技事業發達的美國開放。而美國華人科學家對此作出了積極回應，做出了重大貢獻。如前述美籍華人物理學家丁肇中外最早接受我國科學家到自己的實驗室開展合作；另一著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對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研究生、留學生的培養，博士后流動站的設立，高能加速器的創立，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高科技項目的上馬等做出了重要貢獻；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對于開展中美科技交流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還有諸多美籍華人科學家和其他國家的華人科學家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方面學界多有研究，不再展開介紹。

（三）“請進來”“走出去”決策取得科技改革開放重要成果

在鄧小平的正確決策及全面推動下，通過“請進來”“走出去”很快打開科技領域對外改革開放局面。據統計，1977—1979年這三年間，我國與國外學術交流規模增長了3.4倍。繼《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簽訂之后，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府和科研機構簽訂了科技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派出50多人赴德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我國著名科學家華羅庚、周光召、吳文俊、陳景潤等應邀到國外講學或短期工作；同時邀請了國外著名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牛滿江、波特·萊曼等來華講學；聘請了23位知深華裔科學家擔任中科院各研究所和中國科技大學的名譽教授。據統計，改革開放前我國知識分子總數只有430萬人，1985年，科技人員數達到780多萬人，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科技隊伍已壯大到1680多萬人，形成科技領域碩果累累、人才濟濟的局面。經過十幾年的科技體制改革，我國科技事業取得了重大成就，僅1996年，通過技術市場轉化的科技成果就有22萬項，合同金額超過300億元，是1984年的40多倍。

鄧小平是中央主管科技工作的領導者、決策者，但他本人不是科學家，就科技領域改革開放而言，他主張自己研究和引進技術相結合。而引進技術主要是引進高科技，那么引進高科技到底引進什么，則是鄧小平一直關注思考的問題。他多次接見海外華裔科學家深入探討交流這方面的問題，通過聽取吸收多方面意見，鄧小平認為：“科研設施的建設要從最先進的著手，高能加速器就是個重點。”經多方論證，確定發展高能物理為我國科技改革的主攻方向。在鄧小平的全力主導和有力推動下，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奠基典禮。經過短短4年的時間，到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實現了正負電子對撞成功。這項投資2.4億元的國家重點高科技工程，為我國粒子物理和同步輻射應用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揭開了我國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這一跨過世界50、60、70年代高能加速器發展而建造的高難度的電子對撞機，一步跨越邁進國際80年代水平的步伐。正如李政道所評價那樣，北京的正負電子對撞機“被全世界公認為是這個能量區里最先進的”。這是鄧小平通過“請進來”“走出去”決策推動科技改革、擴大開放的重要成果。有關具體情況，已有文章介紹，這里不再贅述。

除確定發展高能物理為我國科技改革發展的方向并取得成就外，鄧小平還通過“請進來”“走出去”助力科技體制改革并獲得多方面創新成果。1985年7月16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會談時李政道提出設立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鄧小平了解情況后表示接受。1986年2月，國務院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由原吉林大學校長唐敖慶任主任。同年8月9日，鄧小平閱讀李政道的來信，建議在北京建立現代科學技術中心，作出批示“我原則贊成”，請有關同志確定。1986年10月17日，世界實驗室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在北京成立。成立科技中心的目的是在中國創造良好的研究環境，建立國內外研究機構之間和科學家之間的聯系，以鼓勵中國科學家在國內推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李政道任主任，周光召任副主任。在會見李政道夫婦和意大利科學家齊吉基夫婦時，鄧小平表示：“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不行。在這方面，我們還比較落后。你們成立國際科學文化中心——世界實驗室，是一個重要的創舉，特別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國家得到益處。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國的科學技術人員要積極參加這個世界實驗室的工作。”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在發展科學技術方面，我們要共同努力。實現人類的希望離不開科學，第三世界擺脫貧困離不開科學，維護世界和平也離不開科學。”在華成立世界實驗室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是從第三世界國家引進高科技合作的一項重要舉措，這表明鄧小平倡導科技改革“請進來”“走出去”不僅僅是面向西方發達國家，也面向發展中國家。

1987年9月14日，第三世界科學院會議第二次大會首次在中國召開，有50多個國家的著名科學家和科學院院長、科學部長近400人參加大會。根據改革開放僅僅十年間中國科學發生的重大變化及貢獻，這次大會以第三世界科學院名義授予鄧小平特別的榮譽勛章，由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代表鄧小平接受獎章并致詞答謝。鄧小平推動中國科技改革發展的貢獻獲此殊榮是當之無愧的。

鄧小平主導科技改革開放“請進來”“走出去”的舉措及事例尚有許多，上述這些足以說明問題，不再列舉。

三、教育領域的“請進來”與“走出去”

科技和教育密不可分，簡稱“科教”；科技領域改革開放必然聯動教育領域改革開放。鄧小平通過“請進來”“走出去”決策在醞釀啟動科技改革開放同時，也在積極啟動教育改革開放。

（一）從戰略高度認識啟動教育領域改革開放

早在1975年鄧小平領導整頓期間，面對“文化大革命”對教育事業的摧殘破壞，他已產生一種危機感：“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繼之，鄧小平系統提出整頓發展教育的思路：“從小學抓起，一直到中學、大學”；“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辦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大學。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重點大學”。1977年夏，鄧小平復出不久，即大力主導和推動于1977年冬恢復中斷多年的高考制度，隨即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一大批莘莘學子最早享受教育改革的成果，幸運的地走進大學的殿堂，其中佼佼者考上研究生，成為時代的“幸運兒”。

1978年4月22日，鄧小平出席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開幕式并講話，對教育工作提出四點意見：一是提高教育質量，提高科學文化的教學水平，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二是學校要大力加強革命秩序和革命紀律，造就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一代新人，促進整個社會風氣的革命化；三是教育事業必須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四是尊重教師的勞動，提高教師的質量。講話涉及教育改革的某些問題。在推動教育改革方面，鄧小平主張“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我這里說的關于教育、科技、知識分子的意見，是作為一個戰略方針，一個戰略措施來說的。”這表明鄧小平對教育、科技和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把這些提升到戰略的高度。

（二）以“請進來”“走出去”決策推動教育改革開放

鄧小平從戰略高度，通過“請進來”“走出去”決策主導高等教育改革的首要決策，是大力推動向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據統計，從1978年到1985年，我國選派留學生2.9萬余人，已經學成回國的有1.5萬余人，占國家選派總數的51.7％；還有自費留學生7800余人，留學生總共3.68萬余人，分布在世界63個國家和地區。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12月改革開放前，我國共派出留學人員11915人，改革開放6年，我出國留學人員數量超過了此前28年派遣留學生總數的2倍以上。通過派人出國留學，在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科學技術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為新時期我國科教事業改革發展奠定了基礎。

1984年5月，鄧小平會見李政道夫婦，在交流中，李政道向鄧小平提出建議設立博士后流動站制度，鄧小平詳細了解相關情況后表示贊同。在鄧小平主導下，1985年7月，首批博士后流動站在北京、上海設立。一批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學子，在經過兩名博士導師的推薦和嚴格評審后，從國內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及美、英、法、日、澳等國家紛紛進站。過去，我國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生遠渡重洋赴西方發達國家應聘做“博士后”；今日，來自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洋博士”也進入我國著名高校和科研院的博士后流動站。招收外籍博士后，進一步擴大了國際間的人才交流互動，增加了中國博士后制度在國際上的聲譽。當美國科學家得知我國試行博士后制度時，馬上作出反應：“中國開始了具有戰略眼光的世界競爭”；“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應該培養一部分帶頭的高層次科研人員。”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奧·澳林斯通過調查認為，中國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是為在國外的留學生創造回國工作的“科學殿堂”。曾任南京大學校長曲欽岳說：“博士后流動站猶如靜水中的一股活流，是一種流動的科研體制結構。”至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已在156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278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有近千名博士進站工作，不少人成長為我國各領域的科技人才。這是鄧小平推動教育改革“請進來”“走出去”結出的碩果。

（三）吸收海外華商資本來華創辦高等學校

積極吸收海外華僑華商和港商資本來大陸創辦高等學校，也是鄧小平推動高等教育改革“請進來”的舉措之一。

1984年2月，鄧小平視察廣東、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與幾位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談話說：“在深圳那里現在至少有兩件事情可以搞，一個建核電站，一個是吸引華僑投資辦所大學。華僑在那里辦大學，由他們聘請國外水平高的教授，從國外購買教學設備，這樣可以給我們培養一批人才。”在鄧小平這一思想影響推動下，我國積極吸收香港和海外華商資本在廣東、福建、浙江、海南等僑鄉陸續創辦了汕頭大學、五邑大學、嘉應大學、仰恩大學、寧波大學、溫州大學、海南大學等多所高等學校。1986年4月19日，鄧小平會見在大陸捐資興學的香港知名實業家包玉剛、王寬誠、霍英東、李兆基、李伯中等，贊揚他們為國家教育事業出了很多力，這是為國家、民族做的好事。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實現要靠知識、靠人才。政策上失誤容易糾正過來，而知識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培養出來的，這就要抓教育，要從娃娃抓起。同年6月20日，鄧小平會見李嘉誠，對他出資創辦汕頭大學表示贊賞和感謝，指出：許多華僑和外國人士都愿意為汕頭大學的建設貢獻力量是一件好事，全國應調一些比較好的教員到那里去，把這所大學辦好。

鄧小平倡導鼓勵港商和海外華商到中國大陸投資舉辦高等教育，在新中國教育史上是一個開創性的舉措，不僅反映了鄧小平的開放性，也為新時期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開放、探索多種辦學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經驗。

（四）從理論上闡釋科技和教育的關系

科技和教育的關系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兩者互相聯系，互為統一。鄧小平在全力推動科技教育改革開放同時，還深刻論述了科學教育密不可分的關系。

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科研是靠教育輸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辦好。我們要把從事教育工作的與從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們受到同樣的尊重，同樣的重視。”鄧小平強調了科教并重的思想。鄧小平還進一步強調：“我們要在科學技術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學教育的質量，按照中小學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進的科學知識來充實中小學的教育內容。”“高等院校，特別是重點高等院校，應當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面軍……事實上，高等院校過去也承擔了不少科研任務。”從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發現這樣的邏輯關系：我國要發展、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必須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發展科技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發展科技不但要發展高等教育，而且要同時抓好中小學教育，打好堅實基礎。

鄧小平對科技和教育密切關系的科學闡釋，為科技和教育領域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成為新時期科技教育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構成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請進來”與“走出去”決策評析

以上闡述了鄧小平通過面向華僑華人“請進來”“走出去”啟動打開對外開放大門、推動科教改革開放的基本情況，下面談幾點基本認識。

（一）“請進來”“走出去”助推鄧小平科技思想形成發展創新

改革開放之初，在鄧小平大力推動下，通過“請進來”“走出去”啟動對外開放，搭建科教改革平臺、提升起點，有力推動了科教領域改革開放，迎來了科學發展的春天，為我國新時期的科教事業改革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決策因而成為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請進來”“走出去”加以中外比較，使鄧小平深刻認識到中國的“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若再耽誤則“后果不堪設想”。“我們同外國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趕上很費勁。我們要努力趕，你不趕，距離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因此，鄧小平特別強調，整個國家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科技發展、科學研究是先行官。

鄧小平特別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強調中國發展高科技的重要性。早在1975年鄧小平領導整頓時就指出：“如果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個國家建設的后腿。”后來又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期，鄧小平再次重申：“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1991年，鄧小平親筆題詞：“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鄧小平始終強調一定要發展中國自己的高科技，表明了他的遠見卓識。在推動科教領域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創造性提出：“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科技和生產力理論的創新。江澤民評價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是鄧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馬克思主義科技學說和生產力理論的創造性發展”。曾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高度評價：“鄧小平是新時期中國科技發展戰略和方針政策的奠基人。”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當代科技發展的實際相結合，準確地闡明了科學技術與發展生產力之間的聯系，指出了科學技術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第一位作用，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學說”。在鄧小平這一思想引導下，我國制定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方針，在面向經濟主戰場、發展高技術及高新技術產業、加強基礎性研究這三個方面奮力拼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科學技術進步是富國之源。

鄧小平關于“請進來”“走出去”的決策，助推了鄧小平科技改革思想的形成、發展和創新，成為鄧小平理論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

（二）“請進來”“走出去”決策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先聲

如前所述，1977年夏鄧小平復出伊始，就不厭其煩地倡導重申“請進來”“走出去”并積極付諸實施，以此作為對外開放的先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全面展開齊頭并進，最終形成了轟轟烈烈勢不可擋的改革開放大潮。試比較當時各領域各行業的改革開放，農村體制改革最早是1978年冬安徽農民自發包產到戶，后得到當地領導暗中支持，并最終得到中央決策者的支持而推動和推廣的；農村改革掀起后帶動了工業和城市體制改革；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革開放是1978年春夏理論界掀起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得到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支持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熱潮。前述各領域各行業的改革多為基層自發、得到不同層級領導的支持而啟動的。而早在三中全會前近一年半時間醞釀啟動的“請進來”“走出去”的科教領域改革，則是由中央決策者鄧小平最早親自主導推動的，在三中全會前實際已經啟動實施，三中全會后迅速展開，因而成為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對外開放的“最先聲”。當年我國外貿與外交領域改革開放的一位親歷者回憶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在科技領域開始的。”而科技領域的改革開放又是與鄧小平最早倡導實施“請進來”“走出去”決策密切關聯的。

鄧小平倡導確立“請進來”“走出去”決策伊始的方向和目標就十分明確，即是面向華僑華人。當時全世界幾千萬華僑華人，是中國對外開放決策的響應者、推動者、先行者和獨特資源。“請進來”“走出去”決策之初立足于科教領域，主要面向西方尤其美國科教領域的華人科學家，是一個特殊的華僑華人群體。以局部牽引帶動全局，以民間力量為平臺、動力推動政府決策，牽一發而動全身，成為對外開放的先鋒號和突破口。

（三）“請進來”“走出去”決策直面美國華人科學家的緣由

由上所述，引發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鄧小平為何首選面向美國華人科學家“請進來”“走出去”，由此吹響科技改革開放的先鋒號？筆者以為勢所使然，其緣由如下。

一是面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請進來”“走出去”發展我國科技事業，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革命家既定而未付諸實施的決策。鄧小平復出不久曾幾次指出，過去僑務工作的政策是毛主席、周總理定的，絕大部分要恢復起來，有些需要改正，有些不完善的要完善起來，不妥當的要改進。“過去毛主席、周總理制定的方針政策，不管是對國內的或對國外的，包括僑務政策，應該恢復的正在恢復起來。”1977年8月上旬，鄧小平主持召開科教座談會時的講話說：“外交部反映，有一批華裔學者要求回國。周恩來同志過去就考慮過這個問題”；“周總理曾計劃在三年內把有些科學家請回來。有些科學家愿意回來吃苦，不是回來享福，因為我們的條件比外國差。周總理的計劃被‘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吹掉了。周總理是他們反對的一個主要目標嘛。現在我們可以說，周總理的計劃正在實現。”這些說明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發展科技事業是以往黨的既定政策，請進來的當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華人科學家。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是在恢復、改進和完善，當然也有發展這一既定政策。

二是當時美國具有中國啟動“請進來”“走出去”實行開放的人力資源稟賦和各方面基本條件，具備中國“請進來”“走出去”的國際環境。美國是當時世界上科技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世界頂級科學家云集薈萃，其中不乏掌握世界尖端科學技術、門類齊全的優秀華人科學家，美國又具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條件和開放的科研體系，并且正在積極謀求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鄧小平認為，搞現代化建設，我們既缺少經驗，又缺少知識。因此，他主張“要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建設”。但就當時國內環境來說，外國科學家來華搞建設尤其是發展科技事業的條件尚不成熟，只能請進來發達國家的華裔科學家，而首選則為美國華人科學家。

三是老一輩海外華人科學家和新一代華人科學家報效祖（籍）國、致力于發展振興中國科技事業優良傳統代代相傳。新中國成立后，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科技事業白手起家，一切從頭做起。一大批在海外學有所成、身懷絕技的優秀華人科學家，紛紛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回到一貧如洗的祖國，在十分艱苦落后的條件下發展我國的科技事業尤其是國防尖端科技事業，研制出“兩彈一星”。作為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深有感觸和體會。他深情地說：“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特別是改革開放開啟后，新一代海外學者尤其是美國華人科學家有積極發展振興祖（籍）國科技事業的報效之心和熱情。前述李政道、丁肇中、楊振寧、陳省身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鄧小平曾多次感謝李政道多年為我國科學事業發展、青年科學人才的培養做了許多工作；李政道則表示，我總想為祖國四化建設盡最大的努力。這也代表了多數美國華人科學家的心聲。

（四）“請進來”“走出去”決策蘊含了鄧小平高超謀略智慧

我國改革開放是一個復雜系統的龐大工程，對外開放內容豐富、范圍廣泛，而“請進來”“走出去”僅僅是其中的具體舉措之一，通過這個小小的突破口，開啟對外開放的閘門，使億萬中國人涌向大千世界，大批華僑華人和外國人涌進國門，逐漸形成對外開放大潮。鄧小平通過這一特殊方式開啟對外開放之門，使我國迅速打開和西方發達國家科技接軌的通道，找到推動我國科教事業改革開放的鑰匙和捷徑，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拿來主義”，比起科教改革從頭起步事半功倍。這也顯示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高超謀略和智慧，為當今利用僑務資源、助力中華民族復興提供了寶貴經驗和借鑒。

如前所述，《中美科技合作協定》雖然簽訂，但中美科技合作，尤其是高科技合作的實施并不順利。由于兩國并未建交且美國實行對華出口管制政策，兩國開展科技合作阻礙重重。面對困局，鄧小平采取了靈活巧妙的策略：優先與美國發展經貿關系，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作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內容。在科技產品貿易高額利潤刺激下，通過與中國開展科技合作，促進中美兩國貿易和政治關系的發展，我國科技改革開放得以邁開更大步伐。

鄧小平的智慧和遠見，還在于他充分認識到科學的無邊界性及其對于中國和世界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是不行的，而且世界各國發展也離不開科學，這是中外之共識，有共識才能達成交流合作。鄧小平還科學地預見了中國科學發展的現實和未來。他在會見意大利物理學家、世界實驗室主席齊吉基及兼職世界實驗室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主任李政道時說，在科技發展方面，中國仍處于起步階段，也許到本世紀末可看到變化，真正的變化要到下個世紀。當今中國和世界的科技發展的實踐雄辯地證實了鄧小平的科學預見。

摘自：任貴祥：《鄧小平通過“請進來”“走出去”啟動科教領域改革開放》，《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