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僑在近代中國的革命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華僑乃革命之母”的說法，凝聚了近代華僑或毀家紓難以捐款、或親赴革命以救國的愛國情懷。1911年辛亥功成、共和初建，如何撫恤曾經支持革命事業的人士，尤其是對捐助革命的華僑進行認定銓賞是新生政權安定人心、實現穩固的重中之重。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曾提出在臨時稽勛局內設立捐輸調查科，“專調查光復前后輸資人民”，依據輸助金額給予公債票，以示賞恤。后為實現南北統一，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酬庸華僑的革命善后事宜一同移交北京政府。不過，因北京政府財政日漸支絀、南北矛盾激增等情形，兌現公債的承諾未能實現，華僑捐助革命的義舉多以復國熱情、不計利害而慷慨解囊的方式逐漸消解。

一反常態的是，孫中山的革命盟友胡漢民在民初督粵期間，曾于1913年6月突然提出償還華僑革命借款一事。償還華僑借款與獎賞華僑的政治用意看似相同，實則另有隱情，是以償還革命債務為由，填補因民初國民黨在京滬活動時暫時挪用的省庫銀錢。而革命債務償還所的隨即成立，引起了海外華僑、粵省議會、省港商人的廣泛關注，瞬時形成強烈的輿論討論。

目前學界有關華僑與辛亥革命的研究，多從華僑的視角出發，側重華僑為革命捐助款項、加入革命組織、參與反清起義以及民初積極參與新生政權等方面，較少關注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在革命結束后對支持革命的華僑所進行的賞恤工作。而具體到胡漢民1913年償還華僑革命借款一案，雖有研究借助鄧澤如、何香凝等個人回憶勾勒案件始末，但將問題歸結于中央與地方共存的財政困難，分析略顯簡單。實際上，此事所涉甚廣，既有粵省各方對革命善后問題的思考與爭議，又關涉南北之間的權利競逐，更影響了國民黨人與海外華僑之間的關系，因此仍有較大的研究空間。有鑒于此，本文擬利用報刊、檔案及回憶錄等史料細致梳理，將償還華僑革命借款案放置于民初的政治脈絡之中，探尋辛亥革命后的革命善后困境，理解華僑群體與近代中國革命之間復雜、多元的動態關系。

一、償還革命借款之緣起

辛亥革命結束后，新生的共和政權開始嘗試建立以國會為中心的代議制度。其中，具有秘密結社性質的同盟會逐漸停止運作，改建為參與共和政權的國民黨。為贏得第一屆國會的多數席位，以宋教仁、黃興為首的國民黨人聯絡各方、布置選務，迅速組建國內第一大政黨。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在全國各地的運作經費，有相當部分來自于其勢力重鎮——廣東。而時任廣東都督的胡漢民，曾暗中挪用省庫銀錢向京滬兩地的政黨活動輸送了不少款項。此即為民初粵省償還華僑革命借款案的重要前提。

一般而言，民初政壇的角力，相當程度來自于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的明爭暗斗。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南北雙方的權勢之爭陡然激化，日漸出現武力解決的傾向。6月14日，袁世凱先行一步，將胡漢民調離廣東，粵督一職暫時交由陳炯明擔任。值此交卸之際，胡漢民一時難以填補此前挪用的省庫銀錢，遂與財政司長廖仲愷相商以償還辛亥兩役華僑借款140余萬的名義，從省庫撥出款項，再先行轉借部分歸還省庫。

6月17日，負責償還工作的辛亥兩役償還所成立，南洋華僑鄧澤如、黃隆生分別擔任總理、協理。鄧澤如原籍廣東新會，1907年加入同盟會，擔任同盟會瓜拉庇勞分會會長，對晚清多次起義的籌餉工作出力甚多。孫中山對鄧澤如一直頗為重視，曾于民初舉薦鄧為廣東都督人選。也正是與孫中山、胡漢民等人的密切關系，鄧澤如自稱協助辦理償還華僑債務一事是“為黨為友，雖任勞任怨，亦所不辭，允為擔任”。

連續數日，廣東財政司在粵省報紙《民生日報》發表告白，點明海外華僑對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的重要作用，強調此時“自應分別償還，以酬勞而昭信用”。告白附有辛亥兩役借款償還所的章程，明確規定償還對象須是庚戌（1910）十月至元年（1912）七月間由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統籌部籌集的借款。借款人須持統籌部出納課李海云或陳元英簽字的收條親自領款，身居海外無暇回國或借款人亡故者，可由在省親人持收條代領。從告白可知，廣東財政司已向該所撥發50萬元。

需留意的是，償還所將還款時間劃定在庚戌十月至元年七月這一時段的用意。1910年秋冬間，為應對黨內倒孫風潮、處理黨內分裂，孫中山在檳榔嶼成立同盟會南方支部，區別于此前的同盟會東京總部，專門負責西南各省的軍事行動。而償還華僑革命債務的工作以1910年10月為起點，意味著孫中山、胡漢民等粵籍黨人對改組后的組織具有更強的指導權，亦對具體的籌款過程有著更為系統的了解。只不過，革命成功之后，世人難以明了革命陣營內的糾葛，亦無法理解限定償還年限的深意，繼而將過往所有的革命捐助活動納入到討論之中。這預示著辛亥兩役華僑借款一案走向復雜化、所涉范圍愈加廣泛的必然結果。

袁世凱免去胡漢民的都督職務時，南北戰端已一觸即發，因此胡漢民去粵前后的舉動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償還辛亥兩役華僑借款的告白一經公布，粵省報紙便盛傳胡漢民以權謀私，借交卸時機私自撥還革命借款“二百五十萬元”。此前胡、廖二人謀劃提取的數額是140余萬，遠不及輿論所言之多，但對于此時經濟困窘、紙幣低折的廣東省來說兩者均難支付。6月19日，財政司長廖仲愷先行劃撥50萬元，暗中彌補省庫虧損，便以“粵庫向來支絀，今一旦撥去巨款，誠恐牽動市面”為由暫停撥款，試圖偃旗息鼓，全身而退。

然而，事情的發展并不如胡、廖二人所愿，撥還革命借款一事迅速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數日內，《華國報》《民生日報》《香港華字日報》等粵港報紙接連登載胡漢民臨行前大撥公款的新聞。除了撥付革命借款外，報載仍有諸多不明款項。其一，撥付都督府各員游學費數萬元。因胡漢民去粵，其秘書杜之杕、金章、古襄勤、張澎棠與時任審計處長的朱執信先后呈請資助出洋留學。其余尚有各旅團長制官等十余人亦紛紛請款，諸人“均經胡飭下財政司，即日由省庫撥還”。其二，賠償投買藩署商人損失4萬元。興華公司商人黎孝淵此前曾承買藩府兩署，因粵省政權變動取消交易，黎氏隨即呈請賠償損失。據稱粵督下令賠償4萬元，并擬發還保證金10萬元。其三，補助汪精衛《民德》雜志創辦費10萬元。這些撥款是否屬實、撥付與否，以及對粵省庫銀的影響尚不得知。但消息一出，輿論嘩然，紛紛指責胡漢民、廖仲愷竟“忍心違法，擅權已極”。

6月20日，廣東省議會、港商團體先后公開斥責胡之“惡行”，并電請即將赴任的陳炯明務必徹查此事。陳炯明因此時正與袁世凱協商就職條件，并未公開發聲，轉令警察廳長陳景華代為回應。陳景華晚清時曾赴曼谷創辦革命報刊，被孫中山委為同盟會曼谷分會書記。廣東和平光復時，促成省咨議局議員和各社團領袖推舉胡漢民任都督。胡未就任前，陳景華與蔣尊簋、鄧慕韓三人暫時主持省務，可見其革命立場與重要地位。

陳景華的回應體現在申明償還華僑借款的正當性與必要性。首先，申請借款償還實屬正義。各報對胡漢民的無端攻訐，“是未知當局者之不能失信，而過為揣測”。辛亥至民元年間，粵省政府曾向省港商人借款，并依期如數償還。“而對于華僑之借款，乃謂不當償還，有是理乎？”陳氏透露，港商借款清還后，華僑請求償還者絡繹不絕，尤其是“美洲致公堂及各處華僑”。其次，明確還款去向以撫民心。陳氏提出省庫支出款項并非一次撥出，況且華僑得款可投資內地、經營實業，對粵省有益。再次，強調還款程序正當、合理。針對償還革命借款未經省會議決實屬違法的論調，陳景華以前財政司長李郁堂于交卸前償還省港商人借款一事亦未走相應流程加以反駁，堅持“事同一律，尤當相諒”。回應之中，陳景華處處以港商類比華僑。究其成因，港商是這一案件的質疑主力，更重要的是，民元之際前財政司長李郁堂償還港商的借款同樣手續不當。行政長官卸任前償還借款已有先例，港商又何必如此苛責。

6月24日，孫中山在港與《士蔑西報》記者談話時亦為胡漢民申辯，聲明償還之必須。但事情的進程并非如此簡單。償還辛亥兩役革命借款一案不斷受到公眾質疑，波及范圍也日漸擴大。港商、粵省議會、軍官、商民、行幫，甚至自稱參與革命的同盟會員馮扶漢、南洋僑商譚振漢均發文表示反對，力遏胡漢民撥付革命巨款的舉動。

二、粵省各方之因應

粵省各方阻止革命借款的撥付，并非忽視海外華僑支援革命的功績，而是在這筆款項究竟應否償還、何時償還、由誰償還等問題上各執一端。胡、陳雖以港商借款類比華僑借款，卻有意模糊了兩者的借債對象及借款用途。

以楊西巖為代表的港商認為，“粵借粵還”是兩方借款的本質區別。民初，廣東軍政府最困難的問題當屬財政。為解燃眉之急，胡漢民命李郁堂向楊西巖、陳賡虞等港商借款40萬元，并許諾三個月倍數償還。隨后楊西巖持粵督憑證回港籌措，“不半日而集款四十余萬”，后雇船運省，交與政府，并由政府發還收據。楊西巖認為，港商之款“系政府所借，粵借粵還，實與未反正以前之借款不同”。粵省政府與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本為不同的借款對象，自然不應由粵省政府承擔這數百萬的巨額債務。

除港商外，粵省軍官、行幫等也對革命借款是否應還的問題有所表態。因身負軍人之責，鐘鼎基等軍官以粵省兵餉竭蹶、社會不安為由斥責償還巨款之舉。粵省行幫、公民代表則強調華僑捐借的出發點應為愛國心，“斷無償還酬報之見存”。即使借款應還，胡漢民也不應遲至卸任之際才提出償還。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曾參與辛亥兩役籌款活動的南洋華僑亦有反對聲音。馮扶漢自稱捐款支持辛亥年黃花崗起義，并親歷孫中山等在馬來亞檳城的籌款過程。其回憶當時僅籌款10萬，并非200余萬，且各華僑是以南京教育捐的名義捐款。此捐冊由庇能《光華報》印刷，“捐款者只簽名冊中，并無發還收單”。幾日后，南洋僑商譚振漢則以全體南洋華僑名義，聲明借款“絕非為利而來”，“如有藉名冒領者，實為我同志所共棄”。

馮扶漢、譚振漢雖登報宣告華僑的愛國本心，卻難以平息輿論媒介對華僑的強勢攻擊。一位曾參與南美洲智利、秘魯兩埠籌款事務的華僑深感近日報紙“詞意所到，無非挑撥惡感，實不忍聞”，遂將此前籌款的征信錄、籌餉章程及匯往香港總數等信息詳細登報，以正視聽。此處有一點須注意，南美洲的籌餉方式與馮扶漢所言南洋檳城以教育捐名義的籌款辦法全然不同。這從側面反映晚清的革命籌款會因外部環境的寬松與否選擇不同的籌募方式。因東南亞各殖民政府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并不友好，檳城革命者便采取了相對委婉隱蔽的籌款辦法。

毋庸置疑的是，多數華僑并不知曉償還辛亥兩役革命借款案的內情，卻被無端批駁為不識情理、不識大局之人。就海外華僑而言，借款償還看似受益，實則受害。再加上此時華僑正在努力爭取各項權益，積極參與到新生政權的政治、經濟、外交等活動之中，此番舉措實有損害華僑名譽的可能。

6月25日，時人梁龍騰自稱曾先后主持晚清《中興日報》《華暹新報》兩報筆政，對南洋籌款事宜所知甚詳，因見此事對粵省財政及華僑名譽損傷不小，遂憤然登報表態。首先，針對此前流傳美洲華僑催償借款的消息，梁龍騰坦言“未抵美洲”，不知美洲華僑是捐是借的細節。但作為南洋籌款的親歷者，其堅信南洋華僑是以“復國熱誠，不計利害”的心態捐款。即使有借款，也是革命時捐款不足，“暫由個人擔任籌借者而已”。其次，晚清之際的革命非廣東一省之事，亦非粵督一人之責。革命借款若須償還，“應由中央支給”，而非粵省庫銀。即使由粵省償還，無論何人任粵督，均當如數償還。如今胡漢民堅持在任內償還，“可知非胡任粵督，則華僑此款無著”。因此，此款的償還是“勢力問題”，而非“法理問題”。梁氏可謂一語中的。再次，償還程序疑點頗多，經不起推敲。償還所聲明以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的收條為準，但未明確此收條“以何時起止，何為范圍”，難免令人懷疑有無作弊，以至“濫領公帑”。最可疑的是胡漢民謂華僑屢次催問還款，此舉“以義始而以利終”，梁龍騰篤信這絕非出自華僑本心。

無獨有偶，曾經的同盟會會員、陳少白的族侄陳仲偉也公開反對清償辛亥兩役的華僑借款，并批評胡漢民竟將“堂堂正正之事”，“以鬼鬼祟祟之手段出之”。陳仲偉雖認同“革命之功不可忘”，不能將償還革命借款拋之腦后，但更主張共和國家成立時，處理革命后續的工作應引渡于國家，而非攬責于孫中山、胡漢民等革命者個人。而對于美洲華僑的索償行為，陳仲偉同樣認為手續不妥。為便于僑商理解，陳氏以集資營業舉例。粵漢鐵路招股時的九善堂在公司成立前股本由招股人把握，公司一經成立，經手人即刻將所招股份引渡于公司，然后經手招股人乃可卸責，股東投資方能穩固。華僑借款的償還亦與此類似。陳仲偉直言，即使孫中山等革命者在國家成立時未將借款引渡于國家，華僑也應主動提出。可華僑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際不聲明引渡，南北統一之后亦不聲明引渡，豈非“此款之貸出將信在個人而非信于國家耶”。

概而言之，粵省各界雖立場不一，但基本認同革命時期的華僑借款絕無此時償還的道理。輿論激烈討論之余，省議會、港商轉而向袁世凱、國務院等致電控訴。再加上胡漢民以華僑屢催不還的說辭搪塞，致使華僑滋懼、各界增疑，此事的影響遂由粵省蔓延至全國，引起更大范圍的關注。

因受輿論攻擊甚重，胡漢民于7月2日向袁世凱、參眾議院、國務院、財政部及上海華僑聯合會發出鄭重聲明。針對外間攻訐，胡漢民本以為“是非自在，無足深辯”，且已委托陳炯明代為布告、無須贅言，但因各界多期望其親自表態，遂公開致電表明誠心。胡漢民坦言，獨償辛亥兩役的革命借款是因辛亥三月黃花崗起義及九月粵省光復組織軍政府曾兩次向華僑借款。3月，黃花崗起義因“形勢未著”，籌款一事尤其困難，只有少數同情革命者盡心竭力。彼時美洲致公堂以公產押借巨款，亦有不少僑胞以個人私產押借襄助。9月，廣東光復后庫空如洗，胡漢民以都督之名又向華僑借款，亦向港商借款。在任一年，其將港商借款如數奉還，但華僑借款卻拖欠至今，于心不忍。因此，為維護粵省政府信用、撫慰華僑感情，胡漢民遂決定以還本不還息的方式償還借款。

揆諸事實，胡漢民所言不虛，辛亥之際籌募的大宗款項確實來自美洲。1911年孫中山在加拿大設洪門籌餉局集資捐款，各埠致公堂為此變產助餉、支持革命。革命成功后，美洲致公堂本擬請求孫中山將洪門組織注冊為合法政團，并兌現革命債券收益，但雙方并未談攏。美洲致公堂遂放棄前計，轉而頻繁致電孫中山與胡漢民，請求償還革命借款。

此外，胡漢民與上海華僑聯合會的關系耐人尋味。辛亥兩役償還所開辦之初，其曾向美洲華僑李綺庵撥發了1.5萬元。因此胡漢民備受輿論指責時，以李綺庵、黃三德為代表的美洲駐粵華僑積極聲援。胡漢民赴港發表聲明后，黃三德及廣州華僑聯合會又以辛亥兩役參與者身份表態，力駁“華僑之出資激于義憤”等說法。不過，從胡漢民特意致電上海華僑聯合會的舉動來看，后者并不知曉內情，且有暗中詰問胡漢民或廖仲愷的可能。此時上海華僑聯合會的組織者之一溫雄飛持續關注此案進展，并向粵省議會質疑革命借款清冊真偽的舉止，意味著此事不僅引起粵省各界的廣泛反對，也使不同地域的華僑組織對償還革命借款的問題產生懷疑。

三、粵省議會之掣肘

在此案中，除港商、華僑等各界觀感外，省議會對償還借款案的質疑與審議至為關鍵。民初粵省議會由清末咨議局轉變而來，對預備立憲、財政平議等問題的影響不可小覷。1913年4月，參議院議決公布《省議會暫行法》，規定各省議會具有議決本省預算、決算之職權及對本省行政長官的監督權。因此，粵省議會在知悉胡漢民擅撥款項后即刻致電北京政府發起控訴，實屬合情合法。

省議會的質疑在于，胡漢民為何于議會閉會期間與財政司長密謀撥款，而不提前與省議會協商設立財政預算。因胡迅速離粵，這一案件僅停留在省議會控訴及輿論質疑等層面。7月2日胡漢民公開回應，認為自己本已奉令交卸，為此事召集處于閉會期內的省議會，恐造成“戀棧之愆”。不過，若卸任之人無權召集省議會，自然也無權撥付巨款，這一理由著實有些牽強。

隨后，革命借款償還案的審理轉交到陳炯明手中。7月4日陳炯明就任粵省都督，并聲言以“入地獄救眾生”之志更新粵政。其上任后即刻邀請粵港澳各團體代表、各報館記者赴都督署開會，征尋治粵意見。會上，《粵聲報》記者凌霄強調“政治之良否，全視夫用人之得失”。前督胡漢民之所以不滿人意，皆因用人不當，希望陳都督慎于用人。亦有港商順勢提出清厘前督手續，“靖浮言而昭事實”。此間不難察覺粵省官民對胡漢民治粵的不滿情緒，但也為這一案件的重新審理提供了契機。

實際上，陳炯明對此案的態度與胡漢民一致，認為辛亥兩役的革命借款理應償還。這意味著陳炯明與粵省議會多數議員之間沒有統一共識，也預示著此案推進的困難程度。7月8日，陳炯明告知省議會將于14日一同商討近日重要事宜，12日其向省議會咨請償還革命借款議案，擬以還本不還息的方式償還。但到了14日此案正式議決時，各議員紛紛以該議案“十三日晚十時始來”“未經預備討論”為由搪塞，要求“從緩詳細討論”。粵省議會的態度不言而喻。

鑒于粵省多數議員的反對態度，此案的審議過程頗為艱難。15日，都督陳炯明并未蒞會，議員遂以此案關涉財政問題，極為重要，必須由行政長官或財政司長出席為由拒絕審理。亦有議員提出，胡漢民前撥50萬不合手續，此時若要議決剩余款項是否撥還，必須將前款追回再行商討。況且革命時期用款甚多，不能單還華僑，必須將革命所涉借款一律償還，乃昭公道。而美洲華僑議員李綺庵、伍于簪作為此案的支持方，力爭此案應付交議，余款也必須償還，但勢單力薄，難以轉圜。此日遂以多數通過“請都督與財政司出席之議付表決”這一決議暫時休會。

次日，省議會續議此事。財政司長廖仲愷出席，并再次申明借款案由來、償還過程等情。隨后，議員成符孟圍繞“捐則無還，借則有還，何以要盡數償還”以及“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之借款，功業不只在廣東，何以只令廣東獨償”等問題質詢，這些疑問與社會各界關注之點甚合，可見案件癥結所在。對此，廖仲愷回應稱，革命之際，捐、借名義混亂實有隱情。因海外革命者托庇于外國政府之下，運動革命本與秘密結社無異。受制于危險的外部環境，革命者不得不美其名曰捐，“此亦當時不得已之苦衷”。而革命借款由粵省負擔，是受此時央地財政權限不清、程序混亂的影響。含混之際，地方政府“貿然收入，貿然支出，幾成為一種之習慣”。不過，廖仲愷始終強調財政司是在收到都督命令后遵行，撥款手續合理正當。

廖仲愷的回應，未使在場議員信服。有謂捐、借名義仍有不明之處者，有謂財政司雖應服從都督命令，但事關財政特別問題，亦應加以區別者，也有指責廖氏不將此款提前列入財政預算之列者。未幾，議員陳鴻銓忽言革命運動費根本無需償還，“運動革命者，此不過二三數私人耳”。此語瞬間打破暫時平和的審議氛圍，李綺庵等幾位華僑議員起而力駁，秩序大亂。雙方爭執不下，議會隨之宣告休會。

17日，省議會再次議決革命借款案，此時陳、廖均未在場。因此前所涉問題僵持不下，數名議員提出設一特別審查會來調查相關卷冊憑證。相較于正式議會，特別審查會只需議員人數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可。待審查會形成報告書后，再交由省議會表決。李綺庵等華僑議員雖有異議，但此提議受到多數議員贊同，省議會遂決定以特別審查會的形式協助此案推進。18日，粵督陳炯明正式宣告討袁，此事被迫暫告一段落。直至月底，省議會勉強認可胡漢民撥還借款的正當性，并將90余萬余款如何償還的問題交由陳炯明自行辦理。

由省議會的議決過程可知，除華僑議員外，多數議員始終不贊同償還余下的革命借款。究其緣由，償還同盟會的革命費用，不僅是廣東省政府的責任，更是北京政府的責任。雖因革命借款之收用多為廣東人，機關與起義地也多在廣東，但此時廣東財政奇困，無力擔負此項巨款，自無償還的道理。

值得推敲的是陳炯明對此案的態度。貼近其關系網絡及當時的政治生態，陳炯明應有復雜感受。晚清時陳炯明雖參與黃花崗起義、廣東光復等事，但在政治主張、革命手段及步驟等方面與孫中山有較大分歧。結合鄒魯的回憶，袁世凱下令以陳代胡后，鄒氏曾發密電勸告陳炯明切莫上當。后胡、陳二人以“這次更接，不特于大局無礙，而且有益”共同回電，可見陳氏立場。但在此案中，陳炯明于14日出席議會后，便以公務繁忙、身體抱恙等托詞不再參與。或許是償還革命借款一案陳炯明并未與謀，且籌劃者之一廖仲愷仍在財政司任內，自然不須陳氏出席辯解。積極議請續撥革命借款，或因陳炯明體恤海外華僑的辛苦之情。

四、省外之反響

鑒于廣東對國民黨的重要地位，此案件的進展在省外亦引起不小反響。其中，袁世凱看似旁觀，實際卻在暗中推波助瀾。6月20日前后，港商、省議會曾多次致電袁世凱及國務院扣押胡漢民，亦有粵民向廣東檢察廳提起公訴，控告胡、廖二人詐欺取財。眾說紛紜之下，袁世凱始終不為所動。探究袁世凱的真實想法，須細鐸此時的政情變幻，并回溯袁世凱與胡漢民、陳炯明之間的關系。

有研究指出，胡漢民與陳炯明之間一向有政治理念和主張的分歧，在是否實行“軍民分治”的問題上尤甚。“軍民分治”本由袁世凱提出，李烈鈞、胡漢民深知袁氏加強集權的用意，便以軍政時期秩序未寧、都督職掌不宜變更為由強烈反對。而陳炯明手握粵省軍政大權，自然對“軍民分治”算不上排斥。

1912年12月，袁世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護軍使，龍濟光為副，意在分化廣東。陳受命后遂開府粵垣，一時權壓都督。據鄒魯記述，民初袁氏與其秘書長梁士詒曾提起以陳代胡之說。宋案及善后大借款案發生后，袁世凱更派粵籍士紳江孔殷數次游說陳炯明擁護中央，并唆使《總商會報》《七十二行商報》《華國報》《羊城報》等遇事攻訐胡漢民，左右輿論。償還借款案形成如此軒然大波，其后應有袁世凱、梁士詒暗中挑撥、操縱輿論的影響。多年后，鄧澤如曾將《華國報》等輿論的攻擊歸結為政學系的鼓動。但政學系遲至1916年才成立，鄧氏所指應是民初進步黨中谷鐘秀、楊永泰一派。不過，鄧氏回憶亦有偏差，谷、楊二人并未參與此事，而是在民初極力反對國會設立華僑議員定額的議案，因而與華僑聯合會有所齟齬。

從央地財政關系的角度來看，袁世凱亦不須對此事有所作為。袁世凱擔任大總統后，禁止各省私借外債，以杜絕地方借經濟之力與中央抗衡。各國政府為穩固袁世凱政權，亦紛紛表態支持。因此，粵省向外求款不得，繼而嘗試與袁政府商議解救之策。廖仲愷曾提出設立廣東銀行、試辦征收所得稅等建議，以期暫挽粵省經濟。但宋案之后的袁世凱已決心削弱南方勢力，自然對廖氏建言袖手旁觀。因此，不難想見袁世凱對粵省償還革命借款案的態度。

身居海外的華僑對此亦有難以言說的矛盾感情，這在新加坡僑報《振南日報》的記載中可見一斑。《振南日報》獲知此事之初，仍以“（革命）偉人行事磊落，從不聞以貪墨著者”力挺胡漢民，并稱粵省港商的非難為“咄咄怪事”。但在持續了解粵港方面的消息后，《振南日報》逐漸改變對胡、廖的看法，并譴責后者償還借款的舉動“是使我華僑見笑于祖國以樹怨于粵民也，是空全粵府庫之所有以制全粵人之死命也”。此案直接影響了海外華僑對胡漢民、廖仲愷的觀感。

實際上，這一事件不僅影響到胡漢民、廖仲愷的個人聲譽，也使國內外對民初國民黨形成普遍消極的觀感。宋案發生后，南北之間隨時可能爆發沖突。但就此時的社會輿論來看，無論是英美等外國政府，抑或國內廣大商民均不希望中國在根基未穩之際再起戰端。因此，除國民黨派的報紙外，主流輿論并不支持反袁。胡漢民擅撥庫款償還華僑借款問題的出現，自然而然地與南方各省的革命行動聯系在一起，加深了外間對國民黨的負面認識。此外，上海的國民黨黨報《民立報》亦未替胡漢民據理力爭、伸張辯護，更促使國人生疑與不滿。

《香港華字日報》有一則時評入木三分，指出海內外國人對國民黨的整體觀感經歷了一個急劇下降的過程。辛亥革命勝利之初，國民黨因首舉義旗、推翻滿清政府而被視作共和元勛、革命偉人。為求南北統一，孫中山慨然讓位，不少國人雖有不解，卻仍選擇支持。不過，因國民黨在民初黨爭中的表現時常過激，以致形象不佳，國人觀感遂從此前的“九十度”跌落至“五六十度”。如今胡漢民于卸任前不顧粵省經濟窘境濫撥庫款，看似為國民黨著想，實則致使國民黨在粵勢力“一敗涂地”。有研究指出，民元前后社會輿論多將國民黨視作“暴民”黨，甚至與國民黨淵源頗深的章士釗亦認為國民黨的作為有暴民專制之嫌。民初兩年以來國民黨的“失道”招致了各方反感，粵省償還革命借款案只是其中的一味“催化劑”。因此，不難想見國民黨人舉起討袁旗幟之時已難獲國人認同，二次革命的一觸即潰，或已在此埋下伏筆。

更關鍵的是，此案也影響到鄧澤如等華僑與之后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之間的關系。1914年3月以后，胡漢民、廖仲愷分別向鄧澤如去信解釋，表明此事“本以填黨事之用款”，絕無謀求私利之心。事變后黨人各奔東西、謠言四起，為確保諸同志不為謠言所動，二人盡力回憶，將當時黨事用款大白于海外同志。但遲來的解釋已無濟于事，華僑對革命的捐助熱情亦不復從前。

五、結語

1911年的辛亥革命轟轟烈烈，締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備受時人及后來研究者關注。隨之而來的革命善后問題，則因細微瑣碎的特性被共和建設、南北政爭等重大問題遮蔽。如果將善后問題放置于其應有的歷史位置，不難發現，民初孫中山、胡漢民等對善后問題的捉襟見肘體現著“革命的不徹底性”。1913年胡漢民提出的償還辛亥兩役華僑借款，本欲既填補省庫虧空又彌補辛亥年支持革命的華僑，卻不料弄巧成拙，引得粵省各界與海外華僑的極力反對。這雖有胡漢民卸任前行事潦草、考慮不周之嫌，但晚清革命以來籌款行動的混亂無序才是其中的難解之結。

在此案中，海外多數華僑反對粵省償還革命借款的緣由，一是革命時華僑多以“復國熱誠，不計利害”的愛國本心捐款，并不期望共和建立后加以償還；二是償還革命借款不僅是粵省政府之責，更是中央政府之責，不能僅由粵省庫銀償還；三是革命之際的捐借手續混亂，即使是籌餉漸趨規范的同盟會南方支部時期亦存在無序現象，這無疑消解了償還行為的正當性。中華革命黨成立后，宿務華僑葉獨醒曾向孫中山抱怨辛亥年的籌款手續不清致使華僑灰心。其稱辛亥首義時宿務華僑曾合力捐助軍餉1.5萬元，但革命結束后收條未能發還，并始終杳無音訊。此時革命再起，為避免人心遲疑，葉獨醒強調籌款必須直達總部，方能為眾華僑信服。對此，孫中山明定海外籌餉章程，強調籌款一律匯寄中華革命黨本部，親發收據，以視公正。

此外，這一案件的不了了之，使得美洲致公堂與孫中山的關系日漸疏遠，間接導致中華革命黨難得美洲華僑的支持。1915年前后孫中山派林森赴美組建支部、籌募款項時，曾受到以黃三德為首的美洲致公堂的強烈抵制，黃三德甚至散播詆毀孫中山的傳單，影響惡劣。不難看出，辛亥革命雖已結束，但革命遺留的問題依然存在。如何處理好革命之際的籌款事宜與革命之后的善后工作，仍是孫中山必須直面的難題。

摘自：趙琳琳：《以義始而以利終？——民初粵省償還華僑辛亥革命借款案再探》，《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